20世纪变暖与隋唐暖期高度相似

    成文于秦汉时期（公元前210—公元210）的《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气候：“二月仲春，雨水之日。桃始华……玄鸟至……五月仲夏，蝉始鸣”。仔细算算，这类物候都比现代提前一个月左右，也就是说，当时天气比现在温暖。

    研究发现，我国东中部地区在历史上存在多个平均温度超过现代的显著温暖的时期，比如秦汉、隋唐和南宋后期。就以上面《吕氏春秋》的记载为例，据研究，当时冬半年平均气温较现代（取1951—1980年平均状况）高约0.24℃。这一时期中也存在波动，最暖的30年出现在公元前210—前180年，冬半年平均气温较现代高1℃左右。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同样处于温暖期内。从史料来看，当时小麦、谷子的收获时间均晚于现代，腊梅、柑橘等植物分布都比现代偏北。研究显示，公元601—920年是我国2000年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温暖期，温暖程度也高于20世纪。

   通过分析“隋唐暖期”和“20世纪暖期”的波动趋势，科学家认为二者具有相当一致的变化规律：都是在波动中逐渐增暖。有此为鉴，20世纪暖期在历史上并非“独树一帜”，中国东中部地区20世纪增暖只是过去500年中前所未有，而西部地区20世纪后半叶可能是过去千年中最暖时段——也就是说，再往前追溯，你就会发现气候变化的历史总有相似的面孔。

    降水是反映气候状况的另一项重要指标。研究也发现，我国的降水趋势和格局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重大改变，并且存在区域差异。然而，无论是史料丰富的东中部地区，还是资料相对匮乏的西部地区，20世纪降水变率并未超出过去1500年自然变率范围。

   “大治”之年几乎都发生在温暖时期

    我国历史上的“大治”之年，几乎都发生在温暖时期，自然经济形态下冷抑暖扬的文明韵律十分清晰。比如上面提到的隋唐暖期，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中国进入了长达百年的强盛时期。

    这个现象非常有趣，科学家们认为，这或许与暖期农业发展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安定有关。中国自古以农耕立国，文明的发展与农业经济息息相关，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城市建设、商贸流通、文化和工艺的发展，以及战争能力、政权巩固等都取决于经济基础。

    农业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当气候温暖时，适宜耕作的土地扩大，农牧交错带北延，南方更容易发展多熟稻作，单位亩产（剔除生产技术外）增高，人民安居乐业，“仓禀实而知礼节”；一旦气候转寒，粮食供给不足，饥荒、社会混乱甚至战争就在所难免，继而引发政权颠覆、人口锐减、文明停滞甚至衰落。

    研究也发现，极端气候事件对社会发展有明显的影响。以著名的楼兰衰亡为例：据载，西汉繁盛时，楼兰王国“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然而这一秦汉时丝绸南路上闪亮的明珠却在魏晋以降的文献中逐渐失去踪迹。有赖于近一个世纪中外学者对楼兰出土文简及相关史料的研究，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一王国在魏晋南北朝时的衰落过程：北朝时，楼兰政权曾数度陷入生存困境，至5世纪末终告衰亡。

    对于楼兰的衰亡，历史学家从异族入侵以及丝绸之路改道等社会性诱因方面予以解释，而地理学家们则从自然环境演变的角度，提出了罗布泊的游移、“盈亏”、楼兰古河流水量的减少、改道、土地沙漠化、气候变干等多种诱因。但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楼兰古国衰亡的原因，都离不开干旱这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