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十六大报告的这一论断，精辟地阐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源远流长。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始终没有中断，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取得了如黑格尔所说的“活泼生动的进步”。同样，作为中华文明精髓的民族精神，如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江那样，冲破重重障碍，奔腾向前，变得越来越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这被全世界的有识之士赞誉为一个“奇迹”。

    其实，“奇迹”不奇。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精神既是客观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中华儿女长期实践的结晶。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们就在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辛勤耕耘，繁衍生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在世界上较早采用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从《史记》等典籍关于神农尝百草、黄帝统一中原部落和发展原始农业、仓颉发明文字的记载，到鲁迅笔下“每日孳孳”的大禹，再到以吃苦耐劳精神著称的广大农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同艰苦的自然条件作斗争、不断改善生存环境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勤劳勇敢的开拓进取精神、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并将它们凝聚为一种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对这种民族精神的形象表述。

    在统一的中华民族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中华儿女培养起“兼容并包”、“中华一体”、“协和万邦”的理想，孕育了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尤其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个民族之间和区域文化之间加速碰撞和融合统一，使热爱祖国、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维护团结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调和主线。无数志士仁人倡导并践行着这种民族精神。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上下而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最后以死报国的感人事迹，至今仍为中华儿女所传颂。廉颇、蔺相如以社稷为重，捐弃个人恩怨，“将相和”以报效国家，成为千古佳话。司马迁将这些事迹忠实地记录下来，并突出强调将“国”放在首位的重要性，盛赞“先国家之急”的气节和操守，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更加广泛流传，发扬光大。

    自秦汉至隋唐，随着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融合的加快，对外文化交流的推进，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换来了民族大团结和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也谱写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曲曲凯歌。至今在内蒙古仍有十多处昭君墓，西藏人民还在以各种方式对文成公主表达崇敬之情。同时，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和恢宏气度，开辟丝绸之路，发展与西域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以及后来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既大量吸取了国外的物质文明成果，又广泛吸收和融合了外来的优秀文明成果，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升华。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中华民族精神始终“大化流行”。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凝聚民族成员。它超越地域、阶级、种族和时代的界限，将中华儿女凝聚到一起，使之同心同德，同舟共济，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从而使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国家的统一。而一旦有外敌入侵，中华民族便能万众一心抵御外侮，并涌现出无数国而忘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民族英雄。特别是近代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危险，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奋起抗争，救亡图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西方列强才无法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二是激励人们斗志。它激发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英勇奋斗，多作贡献。“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贤代不绝人，无数普通劳动者和能工巧匠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创造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并以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火药“四大发明”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皆源于此。三是整合文化价值。它把存在于不同民族、地域及外来的有价值的文化要素不断地整合到中华民族精神的系统之中，使之与时俱进，充满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