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西伯利亚总督波兰斯基对俄国商人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棉花时代也差不多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就在波兰斯基说出这句话的当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量的74．3％，这一数字，在20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在俄蒙边境），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开拓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则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1000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茶叶的生产与加工

　　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从事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货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砖茶。

　　茶叶的运输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对于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一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沾牙，饿死、冻死的情况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辛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消费，直到将商号开设到恰克图。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晋商发现并有意识地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晋商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