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曾经在日记里这样评价叶公超：“超(叶公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对宓既失信又嫁祸且图利焉。宓平日对超极厚，至于请宴，更不知若干次。超每于群众中把臂附耳，外示与宓亲厚，而实则宓完全在其掌握，对宓既亵侮又不利……宓如李纨，超如王熙凤；宓如陈宫，超如曹操……今后只有疏远而慎防之可耳。”“超等牟利，在园中耕地，以种蔬菜。驱其夫人子女同劳作。”

　　而吴宓与叶公超，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时候，二人比邻而居，往还频繁，诗酒唱和，不亦乐乎。吴宓后来在日记中对叶公超的评价，固然有其原因，但其严厉苛责，似乎也很不客气。吴宓在学术上，是有雅量的。但他往往在小事上斤斤计较。主持《学衡》期间，他虽然凭着毅力将这本杂志坚持了下来，但他和“学衡”中的人关系都比较僵，在日记中，他动辄怨言满腹，总在发牢骚。

　　从吴宓主办《学衡》，宣扬“国粹”，鼓吹用文言文写作，再联想到该时代一直坚决反对白话文写作的林琴南、刘师培、黄侃等人，为人或许不坏，甚至可以称得上忠厚，但性格上都有其狷介、偏执的一面。我不敢做“持古文者即狷介”的断语，不过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么点内在的联系？或曰，有一种可以被称为“古文人格”的东西存在，只是一度被我们忽略了？

　　这种“古文”人格，亦即古典文学(文言文写作)上的典型性思维：坚持二元判断，看重事物的正反两面，非好即坏，非彼即此，正反两面是对立的，没有中间路线和调和方式，忽略人的复杂性，以及过渡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偏左偏右的不确定性。用词严厉苛责，常作惊人之语。此种思维方式，一度影响了我国史料的写作传承，致使历史上出现了很多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伟人，同时也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无论英雄或者坏蛋，其“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均被无限放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人曾经提出，我国甲午战争纪念馆的解说词中，除了邓世昌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他为国战死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好人”，解说词中极尽嘲讽、贬低之能事。事实上，在其他国家，凡是为国战斗而死的人，无论他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总要被认定为国家英雄，而不是以精神洁癖的方式，将不属我类者打入另册。

　　那么，这一切跟文言文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表达积累的结果。在上千年的文言文使用过程中，以之为晋身之阶者居多，文以载道的功能过于强大，立言修身，圣人之道，都被过分强调。而这其中，尤其以八股应试的方式最极端。到了最后，其他的一切表达都被边缘化，尤其是文言文的抒情功能、感性功能被弱化。文言文的文字和句式像砖头、锤子一样硬邦邦，不柔软，态度上自然也柔软不下来。因此，文言文利于骂街，不利于抒情，利于酣畅淋漓，而不利于辩证思维。

　　若从技术原因上分析，则可归结为资源的有限。从甲骨到竹简，再到纸张笔墨，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都不易得，写作者习惯性地要用最少的字来表达最直接的情感和想法，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动读者，直达善恶的分野。于是，文言文在应用中不知不觉地就被赋予了如此的功能——简练有余，而情感不足，或者说，根本就不准备用于表达情感，而只用于说教。

　　“古文”熏染下的人，难免不带上这种古文人格。二元判断，好则好上天，坏则烂透了心；爱则无原则地爱，恨则无原则地恨，不是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而是把人分为两等。所谓客观，所谓站在别人的角度，根本就是水中月镜中花。

　　当然，这不是说，古文就是古文人格、二元传统的罪魁祸首。很多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古文，或许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和其他文化相互关联着。

　　有时，它还间接地影响这种传统。但古文人格，一定应该是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典型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