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或历史：小与大的博弈

　  —— 中国当代小说回望

    作者：陈福民

    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进程做一番大略检索，便可发现，小说在这六十年间一直呈现出“小说”与“大说”的纠葛沉浮。艺术在跟历史时代掰手腕的游戏中总是互有输赢，难分轩轾。当然，60年的小说状况远非仅此一面，本文这个判断是以挂一漏万为代价的。

十七年小说：

在历史狂热与文学诚实之间

    从某种角度说，1949年开启的共和国历史，是一项伟大的现代性事业。近现代以来的革命，终于迎来了她孜孜以求的结果——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理性自觉的意义上开始规划自己的生活了。对于长久生存在农业文明秩序里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巨大的历史变动以及被规划出来的目标，足以令他们感到由衷的振奋激昂；另一面，处于千百年的历史屈身状态的人们，此时挺直腰杆又难免失了方寸，周遭事物“五色为之目眩”，莫辨真伪，只有义无反顾强直行进了。

    小说在这一时刻及时出场，既真实记录了这场可谓天翻地覆前无古人的历史运动，同时又适度夸张地渲染和讴歌了美丽的历史眩晕。农业文明在遭遇现代性之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文学几乎具有强制性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就是对这个影响所做出的反应之一。在这些作家笔下，乡村的凋敝及至农业的破产，与乡野的美丽及人性的淳朴之间，构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学景观。重读鲁迅的《故乡》与沈从文的《边城》，上述感觉越发强烈而清晰。因此，以小说写作呈现中国农民与历史变迁之关系，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经久不衰的传统。

    此一传统的继承者，首推赵树理。这位在延安时期被认为成功实践了革命文学方向、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乡下人，以他朴质的笔触、诚实的体会和不苟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创作并发表了第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历史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年)。事实上，对这一历史运动的感受与表达，早在赵树理之前就开始了。1953年11月，河南作家李準发表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对农村土改之后出现的个体“发家致富”及贫富两极分化的苗头提出当头棒喝。他感受着时代的气氛大声疾呼：不能走那条路！尽管篇幅短小，但这篇令李準蜚声文坛迅速蹿红的小说，其实完全可做“大说”观——以一个祈使句为题目的短篇，赫然提示着一种全然理性的、斩钉截铁的社会政治历史观念和立场，并由此拉开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文学序幕。

    相形之下，长篇小说《三里湾》却显示出真正的小说品质。小说固然也描写了处身于历史运动关口的人们的不同选择与态度，固然也有所谓进步与落后之分，但在赵树理那里，所有这些都经他细腻体贴与观察，既未拔高也无贬低，而是本着对生活对农民负责的精神加以如实描写。一个宏大、清晰的历史方向当中的人与生活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在赵树理笔下显得生动亲切，进步人物并未高大生猛，落后人物亦非反动腐朽，显示出赵树理的小说天才中最为朴实和要紧的精髓。这种写作姿态发展出了后来著名的被称作“中间人物”的文学精神，《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 ”和“吃不饱”因此成为这类人物的共名。而这一点，不仅昭示着赵树理的文学理解与历史规划之间的龃龉，也埋下了他日后悲剧结局的祸根。但赵树理是无愧的，他以自己真正的小说精神为真正的历史书写提供了难得的长存于人间的契机。

    194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拥有着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理想主义的激进品质，柳青和他的《创业史》(第一部)更以其强烈的理想气质在这个文学谱系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开端：以往世世代代单打独斗靠天吃饭的农民，突然被告知要联合起来走集体富裕的道路，这个告知还承诺说幸福美好的生活因此就在不远的地方招手了?？上攵?，在那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这种历史规划无疑是相当具有吸引力和鼓动性的，《创业史》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描写与期待可谓苦心孤诣登峰造极。而由李準开启的“两条道路”的文学方向，在《创业史》中被表现得更为醒目、坚定而决然。梁生宝被塑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在浩然的《金光大道》中，他变成了更为概念化的高大泉)，有发家致富反动思想的代表人物，不再仅仅是落后的农民，而是升级为一位党的基层干部郭振山。有如作品题名《创业史》，柳青自觉而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政策观念为小说赢得了“史诗”的赞誉，然而历史却跟中国农民和中国文学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它突然露出了莫测高深的一面，让中国农民品尝了苦涩与艰辛的滋味，让激进狂热的小说丢了颜面，并且把那个关于幸福的承诺再次拖延下去了。

    在小说自觉的历史担当与诚实的文学本分之间，小说家始终面临着一种致命的诱惑，小说的“小”与“大”也因此变得越发困难起来。这不仅是个文学史问题，还是一个美学命题，尤其牵涉到文学的历史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