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中国传统工艺在世界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美名。自汉代张骞（？—前114）出使西域，丝绸之路逐渐形成以来，中国的传统工艺便源源不断地通过中亚、西亚进入中东，而后进入欧洲，传向五大洲四大洋。中国历朝历代的手工艺人，在外族入侵、兵荒马乱的时候，往往能凭借一技之长保住性命，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另外，工艺一直与中国的传统哲学联系密切，公元1世纪前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就常常用工艺技巧来比喻、阐释他们对国家治理和人生的种种思考。

　　这一切，都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所形成的漫长的、绵延不绝的农耕文化有关系。

杨柳青年画《农人自乐》，清末老店号戴廉增刻印出品。

该图描绘了农民秋收麦子的劳动场景，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田园式的温情与乐趣。

　　中国大陆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但它的文明发源地——中原，却是深入内陆。夏、商、西周这三个中国最早的国家行政体的出现，都是在内陆。对于在平原和山区成长起来的民族，土地的耕作是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中国传统工艺的特性正是由这种农耕社会的生活和艺术方式决定的。人们的手工技艺应和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律而发展；它所有的品类在其最初的状态都与使用有关，实用、朴素、温情，具有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智慧；即使在它的高端——宫廷工艺和文人工艺中，仍然保持着这种实用的痕迹和质朴的传统。它的装饰风格是自然的，自然经济视野下的山水、动物、植物等是其纹样和装饰的主体，它极少怪诞和狰狞，充满着乐观和向上的精神。

　　在中国传统伦理学中有“玩物丧志”的论点，用来反对“奇技淫巧”，以遏制对没有实用价值的技巧的过度开发，这种思想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工艺沿着功能主义的方向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使人工技巧在农耕社会中发展到极致，同时没有也不会给社会造成浪费。这也带来一定的保守性，当技术累积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对社会科学进步的推动造成一定的节制和迟滞。

　　但总的来说，中国工艺这样的传统还是值得称赞的。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含了许多人工造物与生活的智慧。

　　中国传统工艺的智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归纳。

　　第一是“重己役物”，也就是重视生命本体，控制人造的事物。它强调任何技艺都是以人为主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这一点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也许有人会说，工艺为人使用，一定是以人为主体，没有什么奇怪。但就是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的理解，在欧洲就曾经有过曲折的历史。英国工业革命后，机器生产的批量化降低了成本，带来了最便宜的产品，很多人都赞美机器生产，为工业革命的成果欢呼。但不久以后，大家发现机器制造的产品千篇一律，粗制滥造，便又开始对机械制品产生不满，认为它抹杀了人的个性，大家都用一样的粗糙的东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强迫；另一方面，从制造者来说，在整个大工业社会的批量化生产中，流水线分工很细，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在整个工作过程当中，没有丝毫的乐趣可言，不像传统的手工劳动，可以给你一种自然材料的亲近感，人与物肌肤相触，一边想一边做。在农业经济的社会节奏下工作，自有一种田园式的自然情趣。所以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那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设计上的理想主义者。

明代《天工开物》中的纺织图。

　　中国传统工艺一开始就考虑从人的因素出发来制造用品，中国早期机械的生产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尤其是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当时的松江盛泽镇（今属江苏吴江）一带，织布业已非常发达，拥有5－10台织布机的人家不少，并已经雇用工人来操作，每一道工序间也分工明确。但这种接近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并没有由量变发展到质变，没有像英国工业革命那样通过纺织业的动力改造，使产量极大提高，产生最大的剩余价值，又投入再生产，从而引起纺织业革命性的变化。中国明代的那些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织布业主们，将在织布业中赚得的钱又投入到农业生产或家族建设中去了，如盖房、买地、娶妻生子等，这自然包含了农业经济落后的一面，但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人的生活的本质，没有完全将机械生产的发展推到极端的一面。这跟中国古代“重己役物”、以人为本的工艺思想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第二是“致用利人”，也就是强调实用和民生。清乾隆时期（1736—1795），西方的传教士或者外国使节到中国，带来的礼品大多是一些玩物，如机器自鸣钟等，由此可见西方当时生产的很多东西，并不完全是致用利人的。而中国古代的物品生产始终是强调功能的，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前725—前645）就曾说，“古之良工，不劳其智巧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守法者不失。”这就是说，古代的那些最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浪费人的智慧去做那些玩乐用的无用之物的，他们遵循着这样的法则而不违背。战国时期墨子（约前468—约前376）也提出“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的观点，即与人有利的就做，与人没利的就不做。这一点今天看似简单，但在当时却有深刻的意义。由此看来，在汉语词汇里面的所谓“奇技淫巧”，其实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讲求功能、关乎国计民生、保持人文关怀的物品的生产，才是中国传统工艺的主流。

古朴的江南园林——透过门洞迎来一片绿色。

　　第三是“审曲面势，各随其宜”，这讲的是工艺跟具体的技术和材料的关系。这方面有许多事例：如家具制造中如何利用木材的特性、纹理处理不同的结构，制造砚台时如何利用石头的天然材质来处理造型，琢玉时如何利用玉石的“巧色”做出既顺应材料特性又体现功能的东西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小的因材施艺的例子。从宏观的方面看，中国传统工艺非常注重材料和技术条件，结合功能的要求来设计东西。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李渔（1610—1680），在《闲情偶寄》里面说到造园的时候，提到关键是“精在体宜”，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中国人在农耕社会这个大背景下，没有产生与农耕社会的生活相背离的物品，不同时期的工艺品基本上都是与生活方式相和谐的。汉代灯具的设计是传统工艺中一个杰出的例子，其代表作品长信宫灯在用水来过滤烟尘、保持密封，利用烟道来进行排烟，利用转动的结构来进行光线调整等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巧思。

　　第四是“巧法造化”，它强调造物从自然中得到启示，人和自然保持和谐。过去一直认为“造化”只是一个绘画上师法自然的常用名词，实际上它也贯穿在中国传统工艺中，指学习自然、从自然中得到启发，要求人造物与自然保持和谐。这在中国古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能工巧匠鲁班（约前507—约前444）发明的锯子，相传就是从自然界带锯齿的植物叶子那里得到的启发；三国时的诸葛亮（181—234）为在蜀道上运粮草，发明的手推车“木牛流马”，也是把机械和仿生形状相结合的设计。古代这样的例子很多，即便是一些天文观测仪器，如东汉张衡（78—139）的候风地动仪等，也是根据与自然相联系的一些形状来制造的。明代的漆工艺专著《髹饰录》，明确提出了“巧法造化，质则人身，文象阴阳”这样的话。乾隆时期也有很多奢侈品是像生的瓷器。更多的例子在民间的一些造物中，例如鱼盘、香包、印模、门锁等等，它们的像生不仅有功能的意义，而且还包含了中国民间文化独特的象征性。

虎头鱼尾枕

　　第五是“技以载道”，它的意思是技术包含着思想的因素，道器并举，把形而下的制造如具体功能操作、技术劳动和形而上的理论结合起来。这种观念从先秦时候就开始形成了，其中道家思想的影响最大；儒家也有类似的思想，如“文以载道”等。虽然中国历史上许多时候道器观念有些倾斜，重道轻器思想流传甚广，但在民间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精神性始终没有大过实用性。

　　第六是“文质彬彬”， 即外表和实质相配适宜，它强调在造物中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这在中国传统工艺中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从人类文化总的发展来看，装饰艺术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强调形式与内容统一、功能与装饰统一，可以避免坠入形式主义或只讲究功能的倾向。这是儒家的“文质彬彬”思想影响的结果。它要求人们在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及人造物和人的关系等方面，始终保持着形式与内容并重的价值取向。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传统工艺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和健康的，虽然在某些时期出现了一些过于繁缛的趣味，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它都与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表现出节制和实在的美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