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网络时代总是“被新闻”，不是传言“被死亡”，就是拉进“书舍被会所”的新闻，时不时让大家娱乐娱乐。从积极的角度看，至少金庸是当代文学中最负盛名的一位，老少咸宜的名人也就难免被拉大旗做虎皮了。

    金庸捐赠的书舍成高档会所，舆论“拉扯”金庸进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增加一点压力的砝码。目前，对事件的指责态度成两派。其一，愤怒派，无论如何是需要杭州政府给个说法，金钱侮辱文化的事儿多了，但明目张胆的侮辱金大侠，实在有辱斯文；其二，逍遥派，“既然金庸本人都不着急，我们作为看客的人们，又何必为此而焦虑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逍遥派的观点虽然看似平静，但内心的波澜起伏一点不亚于愤怒派的外表贲张。在杭州政府赠送金庸土地盖书舍的问题上，并没有征求纳税人的同意，好在书舍最后还之于人民政府了，哪曾想，最后落得个变身“豪华高档会所的下场，供富人们聚餐之用”，在哀其不幸怒己不争之后，也只能自我安慰，“云松书舍”里“找不到心爱的小龙女和靖哥哥的，他们只活在金大侠写下的文字中，我们要亲近他们的唯一途径只有阅读。”——不折不扣的鸵鸟心理。

    金钱对文化的霸权古而有之，倘若真是遵循所谓的帝制王朝的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轮不到富人们享用，王权的赏赐体例之下才有可能谈及资源的分配归属。假使套用普世的公共资源透明使用的原则，纳税人有权知道作为公共资源的土地以及公园等设施的使用情况，现在情况看，不伦不类的信息不对称原则完全抹杀了文化的存在，更抹杀了舆论对此类事件的话语权——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是谁把“云松书舍”出租给了何人。

    “金庸捐赠书舍成高档会所”该不该管，是任凭事件自生自灭、悄然无声，还是有公民意识的声音发出期待杭州政府开诚布公地解释清楚，两种选择背后亦是两种文化的态度。

    公民意识的启蒙并非单独权利的辨析，各种复杂的因素组成了一个由内而外、由己推彼的文化认知体系。在没有清楚地知道自己何为“人”时，奴性文化的本质就是接受一切结果，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杭州政府是否“有权”支配土地赠送金庸，以及是否“有权”将金庸捐赠的书舍挪为他用，问题的前置或后置都会凸显出“庶民”的话语权边界，赋予“庶民”话语权的过程，往往是在“管”事儿的过程中实现的——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文化的惯性决定了一种文化的形成。

    譬如校车制度，欧美校车的路权大于任何一种车辆，所以在公民执行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令中国无数学龄儿童父母羡慕的校车文化。中国在经历了无数血的代价之后，才开始有了“校车”的概念和制度的启蒙，虽然距离校车文化还遥不可及，但毕竟开启了第一步。

    看客心理以及看客文化是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以降最为诟病的国民性之一，但在真正的问题面前，知识分子并未表现出比一般“庶民”更多的血性和指导性，原因也很简单，屁股决定脑袋。“金庸捐赠书舍成高档会所”，最终还是需要知识分子的发声才会有真正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