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平在为北京人艺的剧本发愁时，恐怕想不到中国的剧本创作者们的“人性”部分已经严重缺失了。如果不是伊朗电影，大部分中国影视艺术、话剧艺术的从业者们心安理得地认为落后好莱坞只是体制差异的问题。

　　不知不觉中张和平成了“皇帝新装里的小男孩”，或许张和平之前也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辨析中国影视艺术、话剧艺术现状的不堪，但苦于无从表达或没有机遇表达。2011年，资中筠先生宛如“横空出世”突然走到了公众面前。有人曾问82岁的学者资中筠先生，为何她这个年纪的人，反而更尖锐、更关心现实。她说“这个年纪的人负担少一些，既不会再失去什么，也不能再得到什么”，就像戳穿皇帝新衣的孩童，“童言无忌，老言也无忌。”

　　中国话剧剧本和影视剧本一样都是期待在“人性的富矿”上挖掘出令“观众是识货的”作品。中国表演艺术家和导演们习惯于向世界最高水准看齐。比如美国好莱坞电影或百老汇的戏剧，虽然中国艺术家们无法企及票房和艺术水准，却不妨碍他们用体制的借口和现实的空间挤压感说事。

　　张和平说的“人性”恰恰是中国艺术家们最容易忽略的部分，抑或说中国人在文化层面上缺乏“人性”的本质思考，而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价值观替代了人性本身。伊朗电影无论是在制作成本和文化多样性上都无法与好莱坞比肩，却在稍早前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搅动了中国人的艺术价值标准，夸张点说是撼动了中国人对艺术本身的命题性的思考，张和平用“人性”概括了伊朗电影的“有”和中国艺术的“无”，不啻为点出了中国文化艺术最薄弱的部分。

　　最近几年，北京人艺的话剧的火爆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表演艺术的整体水准偏低。张和平创造了北京人艺票房的神话却无力改变中国话剧的命运，一家独大的话剧团体和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基数相比，两者的关系实在令人不胜唏嘘。

　　北京人艺一直在吃老本，大量的观众是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去看话剧，中国人在艺术生活层面的匮乏造就了北京人艺的座无虚席，北京人艺在观众没有艺术自觉和人性自觉之前的票房号召力还会持续下去，但北京人艺如果不去开掘出“人性的富矿” ，票房市场的神话也终究会很快打破。

　　关于挖掘“人性”的尝试实际上是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导演姜文在几次挖掘人性作品“失败”后，尝试着像《让子弹飞》里张麻子台词那样：“我又要站着，又要赚钱！”。姜文将马识途原著里的“人性”部分放大到极致，作品《让子弹飞》为姜文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和良好口碑，也为国人在观看其电影后有所思、有所感。

　　描写、叙述、表现“人性”有多难，恐怕先解决的前提是剧本的创作者将自己体内的“人性”唤醒，说人话表达人性的本质，期待先从北京人艺的作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