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倒众人推，文学期刊《大家》“倒掉”了，没有赢得任何同情，有的只是鞭挞和唾弃，很多人忘掉了正是类似《大家》野鸡版的刊物们替自己刊发了论文才会让自己继续“有尊严地活着”。

　　愤怒于《大家》为尊者讳的人不齿于《大家》竟然“存在一个‘野鸡版’，内容包罗万象，甚至含有汽车维修、装饰艺术等论文，每年为杂志社敛财不会少于2000万元。”就像很多人不会在成为社会贤达或者自己小单位、小领域里公开宣扬自己曾经花钱刊登论文一样，成功者只会说自己的成功得之不易，却不愿意说起过去的时间里放弃哪些尊严。

　　没有《大家》野鸡版，文学依然颓败而堕落，却不会让从事纯文学编辑的人士收获2000万元，同时也会让无数“有事业追求”的人士失去职称晋级、学术张扬的机会，明明是多赢的结果为何经媒体曝光后，倒霉的只有《大家》一个，所有的得益者全然变成了道德制高点上的明白人，落井下石之前忘记了自己经历的过往。

　　“文学的末路和论文的江湖”不可能是期刊的责任，在社会价值评论体系形成架构时就已经在道德上捆绑了所有参与游戏的人士，顶层设计的偏离被视而不见，反倒是“收益2000万”成了千夫所指的罪状。君不见，那些发表论文的虽然支付了期刊的费用，却能够换来学术的“成功”和职称的提升，每一个个人收益的价值加起来恐怕就是个天文数字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利益链条，其生态链和文化链的交织分明写着“原罪”二字，却没有人看得见，也许，根本就是视而不见，《大家》的倒掉当然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反倒是会让“论文市场”重新瓜分一下利益，让有学术需求、职称需求的人生重新找寻一个发布平台。

　　《大家》倒掉其实是个社会变量的不均衡现象，媒体的介入让生态链某个小环节突然震动了，却无法对文化链进行结构。人们可以在某种氛围中去变脸，指责《大家》的劣行，却不想失去期刊的有偿发表论文的平台，对很多人来说，有偿发表论文付出的代价根本没法和获得的利益相比，翻脸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类似于学术、职称的既得利益关系链在中国社会现阶段还有很多。每年6月是北京幼儿园入小学的高峰期，很多家长不惜以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人情费，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到重点小学读书，另一项同样高额的赞助费也在几万、十几万不等。学龄儿童的家长是关系链条的最后一环，根本不可能直接和校方对话，中间人的链条被无限拉长，且讳莫如深，承办人与家长之间单线联系，直到获得链条的另一端——得到学校的相关通知后才可入学。在整个链条中，家长既是体制的受害者，更是体制的受益者。因为没有“承办人”的关系，没有至少十几、二十万元的经济基础，是不可能进入到重点小学的，学龄儿童家长投鼠忌器，生怕自己的孩子失去了入学的机会，也就没有人敢去公开谴责重点小学的行为了。

　　入重点小学有名额限制，职称晋级亦有名额限制，资源突然变成了稀缺品时，既得利益者构建的利益链条被刷上了“不输在起跑线上”、“职称晋级需要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以示公平”等等看起来无可争议的文化色彩，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有几乎一模一样的文化链支撑，没有人能够逃脱掉这些价值观的束缚。

　　某种意义上说，在论文发表环节上，期刊《大家》就是扮演了“承办人”的角色，每个有发表论文需求的人“有求”于《大家》才能得到真正的、长远的利益，媒体爆料，一些人跳出来“翻脸”，牺牲了《大家》一个“承办人”，还有无数个“承办人”等着，以及那些构架资源的平台依然存在，且毫发无损，你好我好依然会持续下去，《大家》野鸡版会成为文学圈的谈资，却不会是人们口中价值观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