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体报道，由《红岩》杂志社发起的“红岩文学奖”计划取消报告文学单项奖，此举是因为如今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是应景之作，缺乏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好作品。该报道一出，引发了文学界对报告文学的热议。有专家认为，这意味着报告文学已经沉寂，甚至走向衰落。也有人表示，当下报告文学作品已沦为苍白的“表扬稿”，是报告文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昨日，记者就此事采访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深圳本土报告文学作家杨黎光，文学评论家丁晓原和傅逸尘，请他们从写作者和评论者的角度探讨目前报告文学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

　　李鸣生表示，《红岩》杂志社作为一个地方刊物，多年来在报告文学方面影响力不大，它是否取消报告文学奖，不能作为中国的报告文学是否走向衰落的标杆。杨黎光表示，目前报告文学确实面临考验，但并没有衰落。丁晓原则认为，目前报告文学的创作量非常大，不仅没有沉寂，而且相当热闹。

　　新媒体冲击报告文学

　　上世纪80年代是报告文学最为“轰动”的时期，诸如《哥德巴赫猜想》等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横空出世震撼着文坛，感动着难以计数的读者，也涌现了徐迟、黄宗英等一批知名报告文学作家。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不但与诗歌和小说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走在了其他文体的前边。然而近年来，报告文学逐渐从读者的视线中淡出，许多文学报刊不再发表报告文学作品和评论，为人熟知的报告文学作品越来越少。

　　傅逸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如今这样一个资讯泛滥、媒体发达的时代，以新闻性与快捷性为特质的报告文学在面对网络、电视、报纸及手机的时候，其尴尬情境可想而知。”在傅逸尘看来，消费已经成为当下人们生活的主流观念，人们对某一领域或事件的关注往往是即时性、一过性的，即便是如奥运会这样的重大事件，往往今天还是万人空巷，明日就关注者寥寥。因此，“现在的报告文学不要说震撼读者，一部作品的出版发行能引来多少读者的‘有效阅读’，我觉得都成问题。”

　　“阅读习惯的改变是报告文学进入低谷的主要原因。”杨黎光告诉记者，新媒体的发达让原来承载报告文学作品的阵地越来越小，早年的《文汇月刊》、《报告文学杂志》都曾登载过很多优秀的报告文学，现在大都销声匿迹了，如今全国只有《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和《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等几本杂志是专门发报告文学的，数量、影响力各方面都不够，很多作品也就看不到了。

　　丁晓原也指出：“上世纪80年代是个特殊的时期，那时候文学还没有被边缘化。而新时期文学的作用被大大弱化，社会的发达、多媒体的发展都夺去了很多关注。大家的注意力分散了，因此看到的报告文学作品就越来越少了。”

　　李鸣生则表示，在新时代背景下，不光是报告文学，整个文学都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慢慢在边缘化。

　　批判性大大减弱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别能直面社会现实的独特文体，批判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报告文学作品往往被读者寄予更多、更高的社会责任期望，希望它能在直面社会中的尖锐问题时表达人民的心声。几位受访者在采访时都表示，目前歌功颂德式的广告文学、政治文学越来越多，使报告文学作品的战斗性、批判性大大降低。

　　李鸣生说，报告文学不光有颂扬还有批判，合适的颂扬是正常的。但“报告文学并不是表扬稿，商业化、政治化的报告文学是打着报告文学旗号的广告，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杨黎光也提出，歌功颂德的作品和没有事实的批评作品，是两个极端。丁晓原对此表示：“在利益和企业需求的驱动下，广告化也许是发展的一种必然，但从事‘表扬稿’创作的只是一部分作家，不能代表报告文学的主流。”

　　杨黎光还提到一种现象：“起哄而不思考”。在杨黎光看来，一件事发生以后，起哄的人多，思考的人少，往往让一个严肃、深沉的事情难辨明真相，还会让人不敢说实话，有人说实话大家就群起而攻之，“媒体也会把这些事炒得面目全非，这就使得真相没办法出来。”李鸣生也提到，“现在大部分的作家缺乏胆量，缺乏责任感，使得中国的文学滞后于中国的现实，发出的声音太过平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