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有两座哀牢山，相对知名的一座是在滇南的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地的元江县境内，而另一座则在地处滇西保山坝子东部被外人知之甚少的小哀牢山。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就在这座看上去就像一尊卧佛的哀牢山旁，曾经衍生出与古滇文化齐名的“哀牢文化”。作为云南滇西地区最久远的历史文化之一，它可算是云南边地文化翻开的第一页史书。

　　距今约2400年前，以今保山市为中心的怒江中下游区域曾崛起过一个支系庞杂的族群——“哀牢夷”，他们是古代“西南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创立了存续数百年之久的王权酋邦——哀牢国，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哀牢文化”。两汉时期，汉王朝已处于社会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历史时期。随着南方古丝绸之路的渐次开通和拓边国策的不断落实，精熟的封建文化对尚处于奴隶制时期的哀牢国及其统治者来说，既是一种威慑，更是一种诱惑。当时的哀牢王柳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氛围中审时度势，选择了“内附”，主动加入中华民族行列——这样一条生存和发展之路。

　　据《哀牢传》等多种史书所载，为顺利实施这一历史抉择，柳貌在遣使向汉王朝表达意愿时还特别强调，哀牢族也是“龙”最宠爱的传人，以求取同是“龙”的传人的汉朝天子的亲近与信赖。此举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汉王朝的欢迎和嘉许。于是，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柳貌率族人77邑王、5万余户、55万多人举国内附，从而使古代保山由奴隶社会一步跨入了封建制的门槛。汉王朝则因势利导，借此机会将郡县治推行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整个哀牢地，并设永昌郡统一管辖。为彰柳貌内属之功，汉明帝给他颁赐了性质、字体类同于汉武帝所赐的“滇王之印”的“哀牢王章”，并举行盛大宫廷庆典。

　　“缓哀牢，开永昌”，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盛事，班固、范晔等古之名家均盛赞此事。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这一光辉的篇章里，柳貌顺应历史潮流，毅然抛离一国之尊的显赫地位而甘当“牛后”，可谓深明大义，功在千秋。而作为“龙的传人”的柳貌，也成为保山在悠远的历史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关键人物之一。
永昌郡设立，中原文化迅速注入，曾经兴盛一时的“哀牢文化”便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渐次稀释直至湮灭了，以致后人往往只能透过某些典籍留下的关于哀牢夷和哀牢国的只言片语发古之幽思，去想见那个确曾风光过的神秘古国的万般风情了。

　　“哀牢文化”——一个悠远而诱人的历史之谜。

　　最早被“哀牢文化”之谜“迷”住了的人大约是浪迹“绝域”的新都状元杨升庵。这位“赅博渊通”的学界通才曾满腔热情地与故郡名士张含同访哀牢陈迹，共探九隆遗踪，并编纂了包括九隆世族“起灭之颠末”在内的《滇载记》。此后，深情而执着的钓古钩沉者亦不乏其人。然而数百年过去了，引人遐思的“哀牢文化”依然云遮雾罩，难现真容——不是我们的古今学人缺乏才情抑或未尽心力，实在是因为历史长河太过悠远，而岁月的沉沙常常会将某些辉煌深埋于地底。

　　上世纪80年代后，这种局面渐渐地得到改观：1986年底，以考古学家张兴永为首的考古队成功发掘了旧时器时代的“蒲缥人”遗址；1992年1月，古人类学家徐庆华于羊邑煤矿发现了距今约800万年~400万年的早期人类祖先“羊邑古猿”化石。在此期间，还有数以百计的新石器遗址被发现或发掘，数以百计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青铜文化遗物纷纷出土……这一切，为人们切实破译“哀牢文化”这一历史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哀牢文化”，从此进入了实质性的研究阶段。而保山本地学人、市文馆所副研究员耿德铭先生的《哀牢文化研究》一书，则堪称是探索“哀牢文化”这一历史断层的第一孔隧道。该书集作者十余年考古发掘及文物研究之所得，把“哀牢文化”纳入全省、全国的历史发展总体进程中加以考察，大胆立论，科学求证，就文化内涵、发展脉络、类型特征、族属渊源、地域环境及物产民风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拓荒性的探讨，初步构建了“哀牢文化”这一古代区域文化的研究框架，同时较为明晰地勾勒出了这一文化的大体风貌。由于作者几乎亲身参加了哀牢故地几乎所有重要的考古发掘及文物清理工作，搜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研究材料，并在不倦的钻研中充分发挥了这一优势，因而，《哀牢文化研究》一书之于“哀牢文化”研究的价值及意义也就不唯在于它是“第一部”，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奠基的一部。

　　当然，由于真正意义上的“哀牢文化”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队伍总体实力还十分薄弱，故以《哀牢文化研究》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无论从其开凿的广度、深度及影响范围而言，离真正破译“哀牢文化”之谜无疑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它们至少已为我们掀动了历史遮蔽在“哀牢文化”之上的神秘而严实的“盖头”的一角。正在酝酿中的“哀牢文化研究会”将为这一研究提供新的动力。相信不久的将来，曾经辉煌的“哀牢文化”终会抖尽岁月的风尘。周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