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0月12日电 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报道，北京时间11日晚19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奖。莫言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

     莫言其人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作品

　　莫言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1985年发表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文坛关注；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红高梁》，反响强烈。作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莫言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很多重要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红高梁》曾荣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梁》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莫言说：

    谈自己：土是我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

　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有这样谦和又自信的胸怀。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莫言说，“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从30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冒，直到今天，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高度地保持头脑冷静。“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最近，莫言的新作《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人物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新作《蛙》不应和大江健三郞画等号

　　2002年莫言就完成了《蛙》的初稿，讲作为剧作家的“我”在剧场观看一部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剧作家的回忆、联想与舞台上、剧场中的一切纠缠在一起。“当时写了十几万字，要用好几种字体标识才能读懂，太复杂，就放弃了。2007年又拿起来写，重起炉灶，改用书信体的结构，这样写起来很自由，可以忽而古代忽而现代，剪裁自由，出入自由。”

　　莫言说，小说用书信体就该有通信人，之所以通信对象是日本作家，也有大江健三郞2002年来高密埋下的种子。2002年日本电视台拍摄莫言的纪录片，邀请大江健三郎做嘉宾去了高密，他们有过十几个小时的对谈，莫言还带他拜访过姑姑。

　　“但是杉谷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应该和大江健三郎画等号，更不应该看作是我要向大江说什么。这部作品是献给广大读者的。”莫言说。

　　小说中，莫言浓墨重彩地写了三个案例，描述三个产妇不同的心理。莫言直言自己在写作的时候非常难过。“蝌蚪的经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在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跟蝌蚪的人生经历相似，通过入伍当兵进入城市，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跟一大批各大城市、各条战线上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通过入伍提干改变身份，经历计划生育时的心理也相似，他们为了前途或者官职，违心做了独生子女的父亲。所以这部作品之所以写得真切，是因为跟作家的心理历史相吻合。”

　　在作品最后，出人意料地以话剧结尾，在莫言看来话剧部分是小说叙述加速的结果。小说刚开始是以平稳的笔调，越写速度越快，从慢慢的、悠闲的叙述开始，到第四章突然快速，语言在提速，情感在升温，到了话剧部分就“飞”起来，有点像飞机在跑道上的起飞，慢慢加速最后腾空而起。

　　尽管在诸多评论家看来，莫言的写作技巧已是炉火纯青，但他却觉得，在《蛙》的写作中，越写越觉得没有技巧了，越写越觉得笨拙。“刚开始时像刚学会开车的人，觉得熟练。后来，越来越小心翼翼。如果老让人觉得你是在炫技，老让人觉得你是玩花架子，其实不是成熟的表现。像金庸的小说中，真正高手不玩花架子，一剑封喉。到了最高的技巧，让人看不出来，但是要命。”

   谈当今文坛：像巨大的池塘 我是在比较底层的

    只要能写出“新”人来

    编者按 莫言，几乎可以与中国文学近30余年来的发展互为标签。有人评价当下的文学是“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有人斥之为“垃圾”，我们发现，在两极化的观点之中，作家莫言都会以论据的方式出现在各方的言谈之中。如果说中国当下的文学充满了争议，那么莫言的小说便是众多争议的具体指向之一。 5月13日，本报记者在莫言家中采访了这位总是处于舆论中心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用“沉在池塘最底层的鱼”来形容自己。因为作品中残酷、残忍的描写而不断遭遇批评的他，坦言因为已过知天命的年龄而学会平和、坦然地面对争议。他认为，2000年以后，中国文坛少了很多浮躁。谈到如何贴近现实，他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所谓写“新”人的概念，俄罗斯文学里，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理、屠格涅夫等等，他们的创作也是遵循写“新”人的概念。只要我们写出“新”人来，就是新的小说，就是贴近了现实，贴近了社会。
   
     “2000年以后，中国文坛少了很多浮躁……我们的文坛很像一个巨大的池塘，我相对来说还是在比较底层的，沉得比较深的。 ”
   
    辽宁日报：站在作家的角度，您对当下文学的整体状态有怎样的基本评价？
   
    莫言：围绕最近10年的作品，有很多的争议、很多不同的看法。最引人注目的，我想也是最能够让很多人觉得痛快的，就是对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近乎全盘的否定。这种观点听起来非常过瘾，而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当然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判断。最近10年的文学，实际上涵盖面是相当广泛的，写作者本身的年龄层面也非常多，老一代的作家，比如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作家，依然在写作，40、50、60、70、80、90后都在写，有的在写中篇，有的在写长篇，有的在出版社出，有的在网上贴，大家都在写作。如果一个人要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做一个斩钉截铁的全面判断的话，首先应该做的工作是大量地阅读，当然，要求批评者们把所有作品都读一遍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起码应该把这一时期以来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作品读一下，网上的作品浩如烟海，但也可以把流传甚广的代表作读一下。如果不把那些主要的作品读完，就武断地下一个结论，实际上是有一点冒险的。而我个人作为一个创作者，当然是认为近10年来文学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为，新世纪10年来，我们少了很多浮躁，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0年前，这20年的时间里，经过了很多阶段，包括向西方的学习，其中带着一些模仿的痕迹，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也有很多早期传统的文学思想对创作造成干扰，作家思想上有一些保守的观念，创作上呈现一种很不完美的状态。而2000年之后，这种浮躁的心态起码是减弱了许多。
   
    辽宁日报：许多评论认为当下的作家创作心态过于浮躁，您反而认为是沉下来了？
   
    莫言：是的，我认为是沉下来了。我们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一个深深的大池塘，里面有很多很多种鱼，有沉在深层的、游在中层的，也有在表面的。最能在表面激起浪花的肯定不是大鱼，而是那些适合在表层浮游的鱼。不能因为池塘表面有一些鱼在不断翻起大大小小的浪花，就认为池塘里所有的鱼都是浮躁的。我们的文坛很像一个巨大的池塘，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作家们就像池塘里各个层面的各种鱼类，有的在水面翻花，也有的沉在池塘底层贴着地面默默地干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文坛最近10年来，反而是沉下来了。有的人在悄悄地写作，而认为文坛是“浮躁”的这样的判断其实仅仅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不能因为一个作家的某种行为，就来判断整体都是浮躁的。就像我们不能根据某一个案件的错判而否定全部的成千上万的案件，认为它们都是错的，这是不对的。不管是说作家浮躁，还是说作家沉得住气，其实都是一种感受，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作品。我认为最近10年的好作品还是很多的，比如中短篇。现在那么多刊物，看一看《人民文学》，看一看《收获》，实际上会发现，现在中短篇小说的质量比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质量已经提高很多。很多年轻作者出手不凡，他们创作中短篇小说的水平，已经完全达到了跟世界范围内的作家、跟世界文学相对话的程度。我经常看《人民文学》和《收获》，每一期都能发现相当不错的作品。
   
    辽宁日报：您用池塘来比喻当下的文坛，那么您觉得您是处于哪个水域哪个深度的“鱼”？
   
    莫言：我相对来说还是在比较底层的，沉得比较深的，但我不是大鱼，只是那种喜欢贴着底层生活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