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反对儒家学说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认定儒教的“执天命”是“天下之大害”，极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奋斗精神和意识，反对侵略战争，以“非乐”、“节用”、“节葬”抗议封建权贵的“繁饰礼乐”和享乐奢侈的腐败生活。墨子在《墨子·非乐上》中强调指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初步认识到了劳动是人类进行生活和生存的基础。提出了“尚贤”、“尚同”、“兼爱”、“兼利”、“节用”等等政治经济学主张，指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反对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和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亲亲尊尊，力图用上说下教的方法达到和实现“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墨子探索研究了知识和逻辑，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三表”，指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主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命题。他在“动机和效果”中强调“善与用”、“志与功”的统一，主张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对民众实施教化，提出了“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和“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的求知、做人之道，并进行了艰苦的社会实践。
 

《墨子·亲士》中记载：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其意思是说：所以，即使是贤明的国君，也不会喜爱无功之臣；即使是慈爱的父亲，也不会喜爱无用的儿子。这样，不能胜任其职责而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就不能继续处在这个职位上；不能胜任其爵位的人而享受这个爵位的俸禄，就不能继续享受这个爵位的俸禄。良弓很难拉开，但可以把弓箭射到高处、射入深处；良马很难驾驭，但可以负载着重物远行；良才不会唯命是从，但能够维护国君的尊严和地位。所以，江河并不厌恶小溪流而自我满足，并能成为大者。圣人对待事物的发展变化并不逃避，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丰功伟业。江河的水并不是来源于一个源头，珍贵的裘衣决不是用一张白狐皮制成。不同的意见不采纳，只采纳相同的意见吗？这都不是兼爱的君王之道。如果这样，就使得天地不光明，大水不滔滔，大火不燎旺，君王的品德不高尚，也就只能做个管理千人的官吏。像射箭一样平直，象磨石一样平整，就不足以掌管万物。所以，狭窄的小溪流就会很快干涸，坚硬的土地就不会生长五谷。君王淳厚的恩泽就不能走出宫中广及天下了。
 

《墨子·修身》中记载：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其意思是：君子指挥作战虽然懂得阵法，但要以勇敢为本；举办丧事虽然懂得礼节，但要以悲哀为本。官吏虽然有学问，但要以品行为本。所以，不能保持根基稳固的人就不能致力于取得丰硕成果，近邻不亲近的人就不能致力于求得远方的朋友光临，亲戚不归附的人就不能致力于对外交往，做事有始无终的人就不能致力于做出很多的业绩，不知道万事万物的人就会孤陋寡闻。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这在墨子看来都不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融会贯通，使其成为自己的知识。墨子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之后，加以观察和思考，把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墨子所说的“说知”就包含着考察、推论的意思，指由推论所得到的知识。墨子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除“闻知”和“说知”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墨子所说的“亲知”就是自己亲历所获得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指人的认识能力和求知的思考状态。也仅仅是思考但却未必能够获得知识，就像看见物事，未必能够认知到物事的本质；这就要“接”知，用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与物事相接触，以感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状等各种属性；而“接”知获得的仍然是很不完整全面的知识，所获得的只能是物事的具象，而抽象的本质是感官所不能感觉到的；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不完整全面的，还必须把所获得的知识进行分析和推论，达到“明”知的结果。墨子因此在物理逻辑和数理逻辑方面有所重大发现——发现了杠杆原理、光学成像原理等客观规律和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