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奖，各方声音蜂拥而至，有祝贺，也有质疑，一时间很难理出舆论头绪。更多人开始追问，诺贝尔奖是不是颁发给中医的，甚至掀起了一股中医存废之争的讨论。面对如此重要的历史时刻，难道不应该立足“诺奖”契机，在舆论议题设置上反思并审视中国的医学现状与发展吗？ 

　　面对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有争论总是好事。然而，许多争论最终转向了事物的对立面，成了中西医之争。这种非此即彼的争论注定是没有结局的。要知道，诺贝尔奖颁给的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而是能够治病救人的科学。不能站在医学的终极价值观上来审视屠呦呦和她的诺贝尔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科学就一定是西医吗？中医就一定不讲科学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还停留在狭隘的实验与证伪层面。殊不知，科学的意义已经在不断发展。从牛顿力学以来的近代科学观，到20世纪60年代生命科学和复杂科学的兴起，科学的内涵不是一直在变化吗？今天，当西方话语不断反思科学时，我们还依然停留在朴素的科学思维那里，将其视为唯一合法的认知范式，并借此对中医进行审判。除了二元对立，除了非此即彼，二者不能和解与对话吗？

　　屠呦呦从传统草药中提炼青蒿素，正是揭示了传统医学现代化的新方向。答案非常简单：创新拯救中医，创新拯救医学。医学创新的前提，是整个医学体制的保障与创新。我们需要以诺贝尔奖为契机，重新反思并审视中国的医学体制，开启医学管理与创新的新局面，而这同样需要舆论的跟进与支持。

　　试想，如果整个管理体制没有给医学创新足够的重视和尊重，整个药业注定会陷入一种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缺乏远见的生态体系。根据英格兰医学杂志提供的数据，2013年，中国和美国的药物研发投入分别为84亿、1193亿，而中国用于新药研发的费用不足20%。显然，如果用于新药研发的资金投入不足，再加上审批门槛的混乱，以及社会认可机制的多重设防，这无异于掐断了医学创新的喉咙。

　　其实，除了对医学研发环节的特别重视，还应该关注更大的行业生态。医学成果的生产，取决于多个研发环节的相互配合，而这又涉及到诸多管理部门的协同与合作。中医面临的情况可能更为糟糕。当前极为混乱的草药生产环节，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医的社会公信力。土壤污染、环境恶化、人为造假等现象越发严重，直接危及草药本身的药性和药力，而且同一草药的地域差异非常之大。显然，推动医学研究的新局面，需要食药部门、卫生部门、环保部门、工商部门等多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以此规范医药生产与研发的整个链条。

　　倘若没有鼓励创新的体制保障，屠呦呦和她的诺贝尔奖就只能是偶然。因此，只有大胆地走在创新之路上，促进中西医的尊重与对话，我们才有理由去拥抱医学的终极价值，而这正是屠呦呦给整个医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