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伊北著《蚤满华袍：张爱玲后半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版

1955年的张爱玲是迷惘的。那感觉好像海上的大雾，她是一只船，希望是远处若隐若现的灯塔，遥遥地用光做缆绳，系着她，慢慢朝前走。太平洋的风呼呼地吹过来，无边无际，她站在船边，更有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1953年的美国难民法案给了张爱玲机会，她能够以"学有所长"者的身份由港赴美，拿到绿卡，日后还有机会成为美国公民。张爱玲找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文化专员麦卡锡做担保人，展开了新的冒险之旅。三十六岁，早已过了冒险的年纪，可为了写作前途，为了更好的生活，她不能不赌一把。

船栏杆边，张爱玲还在哭。人似群鸟迁徙，各飞各路，谁也没工夫注意船边的这个女人，此次此刻，张爱玲的哀愁和其他人并没有太大不同。宋淇和邝文美刚走，香港的岸越来越远，张爱玲不是特别有乡恋的人，离开上海，她没有打算再回去，但当汽笛发动，一片蓝海呼啦一下淹没所有退路，袅袅的惆怅，化作一股气，从胸腔上冲，冲酸了鼻子，也冲出了眼泪。时代潮涌进退无常，个人小之又小，如今的张爱玲，就像是一个溺水者抓住了浮板，不晓得何时才能上岸。很多路要一个人走，谁都帮不了，生活的真相总是那么残酷、赤裸。你要么抵挡不了，消亡;要么继续往前，坚强;在阳光没出来之前，我们都只能在暗夜飘荡，等待曙光。

张爱玲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不大，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写作者，她迫切需要为自己找一方可以枝繁叶茂的土壤。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爱玲为了谋生，在潜意识里，也可能想向新的文艺路线靠拢，写了一个类似"急就章"的长篇连载《十八春》，发在《亦报》上。结构是借鉴美国作家马宽德的《普汉先生》，题材还是乱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只不过结尾处，她给故事安了一个"很时髦"的光明尾巴--让男女主人公跳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去革命，去广大天地里。她还写了《小艾》，一个女佣的故事，努力在题材上调整--新时代到了，再写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曹七巧的故事显然有点"不合时宜"?？筛谋浔暇故峭纯嗟模⑶叶哉庵指谋?，张爱玲也有点抵触，多年之后她把《十八春》改成《半生缘》，恢复"真身"，让人物找到他自己。不能说更合理，但终究体现了张爱玲的一种导向。

张爱玲以"炫目"之姿成名，用胡兰成的话说，她本人是"女学生样"，却能让人有六种震动。张爱玲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存在感，不只是触目的身高，更是一种气质，艳异的、诡谲的，她的文字氤氲缠绕，她早年更是在着装上下功夫，穿清朝的旗袍，喜欢刺激性的颜色，葱绿配桃红，看得人眼晕心颤。她走到街上，小孩子要跑过来指，说那是张爱玲，张爱玲。就连跟李香兰这样的电影演员合照，她也戛戛独造，来个低眉，顺利抢镜。身为作家，张爱玲的确有种style，参差、华丽、苍凉。在乱世纷繁的杂乱底子上，她仿佛一个云头，拔地而起，大家都来看。但若放到新时代，千篇一律的底子上反而显得她的一切都那么"奇怪"。文章写不好，还好硬着头皮转型，这是间接的，可就连穿衣服这种贴皮贴肉的直观事体，张爱玲也瞬间发现自己失去了选择权。1950年的文代会，别人都是一身蓝布装，她却是一身"低调"的白色镂空绒线衫罩旗袍，尽管坐在最后一排，她还是感到了"惘惘的威胁"。但她还是写，1951年，她参加了旅行团，去杭州实地体验生活，为写一篇以西湖为题材的小说。《十八春》也在《亦报》连载完毕，出了单行本，开座谈会的时候，张爱玲也到会发言，尽职尽责。三十出头的张爱玲，已经不像几年前那样放恣了，但她还是有些悚然。

上海市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后，夏衍是所长，柯灵做副所长，夏看好张爱玲，想请她做编剧，但有人投反对票。因为张爱玲的背景值得怀疑，她在上海沦陷时期与胡兰成的关系，在底子不清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都让人足够做她的政治文章。更何况，与胡兰成告别后，张爱玲还与某著名青年导演有过一些朦胧的情感，纵然趣味相投，怎奈世事多变，男方没办法勇敢。事业堪忧，情感无着，张爱玲越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待不住。于是，张爱玲被动的抵抗开始了。她想走，换换环境，也为了自己最看重的文学前途。她想到了香港，她在那里读过书，她还写过很出彩的关于香港的故事。她借口去港大读书，重新开始。

张爱玲在抵抗着，她生活的核心是文学，是写作，曾经最爱的上海，如今奋不顾身去逃离，人生的吊诡，恰在这里。为了避免日后麻烦，她和姑姑相约以后再不联系。这是紧张与仓皇。她去派出所申请出境，惶惶然，生怕被查出自己是搞写作的。幸好没有。但还是被警察瞬间沉下来的脸色触得心惊。离开上海前夕，检查她行李的北方青年干部，仔细检查她唯一的首饰--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是用小刀刮。过去的包金太厚，刮来刮去都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些泛白。他见爱玲有些心痛的神色，便说："这位同志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过罗湖桥，张爱玲夹在密密的人群中，太阳暴晒，谁都不肯去阴凉地休息，因为怕掉队。这也是仓皇。张爱玲出境的时候用的是一个笔名，可民兵还是认出了她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民兵问她是不是。她也只能答是。离开大陆后不久，张爱玲就写了小说《浮花浪蕊》，借主人公洛贞传达自己过境的景况。过境前是失措，过境后是"眺望着来路微笑，满耳蝉声，十分兴奋喜悦"，仿佛是"走阴间回到阳间"。

香港是中国人的码头，它熙来攘往，生生不息，但香港似乎缺少一些"定下来"的气质，香港的繁华是极端日?；?，但又过于兴奋，大大的广告牌，层层叠叠，高低起伏的山，压迫着而来。香港更像是一个奇幻的世界，因为太过奇幻，反倒给人不真实感。如果说北平是一首诗，上海是一篇散文，香港则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读下去，会给人一种透支感。香港的一切都显示出忙碌的景象，香港人忙着赚钱，忙着生存，他们的脚步是匆匆的。张爱玲的文艺，跟香港比，显然太慢了，她的工笔细描，在香港的工业化面前，变得可有可无。再加上难民涌入，一切都变得很紧张，不那么容易。

在香港，张爱玲活得并不轻松。她没有固定收入，住在女青年会(YWCA)，时不时还有"不速之客"来造访，让她惊慌不已。不久，她搬了家，住进了一间小房子，没什么家具，连书桌都没有，只能在床边的一张小几上写作。她也不添置东西，连书都不买，好的书她宁愿借，因为"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四顾茫茫，大家都是过客，点到为止，及时行乐。爱玲是有难民意识的人，她喜欢简单、迅捷，拎包来，拎包走。她知道这里不是她的家。爱玲还是想从文学上谋出路，因为当年在上海，她就是靠一支笔杀出血路，进而云蒸霞蔚，风光万千?？纱艘皇北艘皇保背跽虐嵝础兜降资巧虾Ｈ恕?，末尾一句不忘"巴结"一下上海的读者。的确，上海是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有张爱玲的潜在读者，孤岛的环境，又保证了上海相对安然的阅读环境?？上愀劬筒煌笔备≡甑南愀凵缁崦挥姓虐嵛淖值奈恢?，她必须想方设法谋生。

在香港，张爱玲的工作是迫切而紧张的。此时的香港与她写《烬余录》时的香港不同，那时的香港纵然沦陷，但之于爱玲，却是鲜活生猛的，哪怕缺吃少穿，也有种"隔"的快感。战后她还跟同学疯狂地去街上找一种香港流行的萝卜饼来吃。但如今不同了。生活好像一只黑黑的大狗，探着湿湿的鼻子，直顶到她脸上来。她不能不作出反应。张爱玲是借口"复学"来香港的，她也的确去港大登了记，只不过徘徊了几个月，读了不到一个学期，终于"辍学"--她读不起书了，三十六岁的张爱玲眼下最需要的不是校园生活，而是赚钱，活下去，谋文学出路。她去了一趟日本，没什么好运气?；氐较愀酆螅咄段蘼?，找到了一份糊口的事--做翻译，为美国新闻处效劳--那时候美国新闻处正在大肆招兵买马，宣扬"美元文化"，网罗了四五十位作家为其服务，张爱玲身在其中。

张爱玲的翻译生涯落在一个"硬"字上，拿人钱财，为人办事，翻译工作没有主动性，上头有指示，她就必须译。喜欢的要译，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不那么喜欢的也要译，比如爱默生选集、华盛顿•欧文的《睡谷故事》。求生的迫切催促着张爱玲低头苦干，她自己也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会照样硬着头皮去做的。""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社会自有它的条条框框、游戏规则，张爱玲走进去，被捆束住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