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22 11:39:14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车琳
雨果生活的年代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的时期,他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19世纪:第一和第二帝国、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1830年和1848年两次革命、第二和第三共和国、1851年波拿巴政变、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运动。雨果生活在他的时代中,他不是封闭在象牙塔中的艺术家。他不仅是出色的社会观察家,能够体察到社会生活中最细微的变化,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的呼吸与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他的作品也因此体现出人道主义关怀。
作为诗人开始文学创作的雨果
雨果在中国有一个曾用名“嚣俄”,这个译名1901年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杂志上,第一个翻译雨果作品的人是陈冷血。1903年,苏曼殊出版了《悲惨世界》,译出了原著前六章,其余部分则是他由此引发的个人创作。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才读到完整的《悲惨世界》(李丹译)。1913年,熟谙法国文学的曾朴翻译了《九三年》,后来还译出《雨果戏剧全集》中的多部。到了80年代,雨果卷帙浩繁的诗歌作品渐渐被翻译到中国。2002年,在雨果诞辰20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奉献了一套12卷本的《雨果文集》,一位旷世文豪的全部才华完整地展现在中国人眼前:小说、诗歌、戏剧、书信、散文、政论,甚至包括整整一卷的素描和水墨画。
雨果在中国的接受历程有别于在其本国。中国人最先了解的是小说家雨果,之后才认识作为剧作家的雨果,最后是他的诗人品质。这与作品的翻译难度是相一致的。
今天,我们需要知道,雨果首先是作为诗人开始文学创作的。他10岁开始写诗,15岁时悄悄参加了法兰西学院的诗歌写作比赛并获奖,这成为他荣誉的起点。如果要比一比法国人记诵谁的诗句最多,雨果可能与寓言诗人拉封丹并驾齐驱。
19世纪30年代,年轻的诗人充满了创作热情,《秋叶集》《暮歌集》《心声集》《光影集》相继问世。之后,他告别了浪漫主义诗人形象,直到1853年出版《惩罚集》?!袄隙矶炙埂钡娜怼独导吩傧至税胝逭饬酱罅α坑肭咳ㄒ庵咀鞫氛娜死嗬?,通过近2.6万行诗句,雨果为人类谱写了一部伟大的史诗?!耙桓鍪说纳砩显滩刈乓桓鍪澜纭保河旯环矫婊衬钜丫У闹刃颍硪环矫嫘鼗称章廾仔匏故降睦硐?。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是神话般的英雄,因为在孤独和团结、痛苦的个人世界和教化众生的矛盾中,诗人的使命就是为前进中的人类指引方向。
雨果在戏剧创作思想和实践上取得的成就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浪漫派文学领袖。需要说明的是在法国的文学语境中,浪漫主义并不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它所反叛的是17世纪以来的古典主义。雨果选择了戏剧作为争取艺术自由的最佳手段,在1827年的《〈克伦威尔〉序》中提出了现代戏剧美学原则:融合悲剧和喜剧这两种对立的戏剧形式,抛弃古典主义“三一律”,表现地方和时代特色,这才是文学的活力所在。
如果仅仅作为小说家,雨果的传世作品也蔚为大观?!栋屠枋ツ冈骸贰侗沂澜纭贰逗I侠凸ぁ贰缎γ嫒恕返让鞔钤?,中国读者耳熟能详?;褂小侗旱暮骸贰恫几?/span>-雅加尔》《死囚末日记》等重要作品,体现出雨果娴熟驾驭各种小说样式的全才,他擅长在作品中展开丰富想象的同时融入现实感,观察和叙述的视角伸展到各个社会阶层和环境,描绘了壮观的社会画卷,而且探讨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和意识问题。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雨果
少年雨果在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时期受到了家庭影响:父母失和,政见不同,在拿破仑麾下四处征战的父亲常年在外,而母亲则留恋旧政体,一直教育他将波旁王朝视作法兰西历史传统与自由和平的维护者,结果是少年雨果与父亲的疏远,加剧了他对母亲所持保王思想的认同。初入文坛的雨果因博学多才和保王思想而获得政治权力的赏识,20岁时以出色的诗歌才华获得国王路易十八赏赐的年金。在成为独立的具有自由和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前,雨果的写作主题与体裁,明显受到自我经验中个人历史、价值、立场的投射,此时的他并无社会参与意识,只是以文学为理想,以追求个人成功和幸福为动力,更多的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25岁左右是雨果经历诸多磨砺,并迅速成长的一个阶段,文学观和社会观同步成熟和进步。在政治信仰方面,他对18世纪末的大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对旧政体产生质疑,希望把君主制和共和制这两种信仰加以调和,在遵循传统的同时萌生革新思想,成为文学解放运动的著名斗士?!丁纯寺淄敌颉泛汀栋悄帷啡妨⒘擞旯谖奶车牡匚?。在诗歌、戏剧、小说领域全面开展写作的同时,他也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雨果的文字不再只用来歌功颂德或是吟唱风花雪月,而是增加了愤世嫉俗的批判意识。成为知名作家的雨果已经开始把公众事业和人道事业作为自己的使命,以文字启发人们的良知。这种精神使命始终贯穿于雨果的全部作品,雨果的作品一直贯穿两大主题:一是对人类命运的沉思,二是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注。
1840年前后,雨果在文学和思想方面都有了充分的积累,真正进入了公众领域。经过五次努力,终于在1841年进入法兰西学院,1845年被授予贵族院世卿之号。从此,他可以在文学之外的讲坛上表达意见。1851年波拿巴发动政变后,雨果又经历了思想上的阵痛和转变,向共和国左派发展,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为社会伸张正义。他反对政变,参加抵抗。在逮捕令的威胁下,他仍奔走呼号,参加街垒战斗。雨果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中终于摒弃了模糊的幻想而成为一名真正的斗士。被逐出法国的雨果以笔为枪,写作了《拿破仑小人》等战斗檄文,猛烈抨击篡权者的倒行逆施。雨果以自由为信仰,支持世界各地人民反抗专制的斗争,他甚至在1861年的一封书信中,谴责英法联军武装侵略中国和洗劫圆明园。
雨果在18年的流亡生涯中经历过孤独和悲愤,但他从未离开过公众领域,也从未被公众遗忘。他成为共和国代言人和人民的偶像,并化作一个传播遥远的声音。一部部文学性和思想性完美结合的史诗性作品在此间问世,渗透了一个作家和思想家对历史、人类境遇的沉思,也反映了法兰西人民追求民主共和的革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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