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30 20:20:31
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
讲好全球化挑战背景下的中国故事
2020春天,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猛烈程度向人类发起袭击。这次席卷全球的疫情不仅仅冲击了世界各国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它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2020年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博士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专栏文章。以下一段是这篇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
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现在就像1944年一样,有一种早期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袭击和破坏。因此,新冠病毒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国家的团结和繁荣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即国家机构能够预见灾难、阻止其影响并恢复稳定。而当新冠病毒大流行结束时,许多国家机构将被视为失败。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基辛格的这篇文章。首先,疫情的影响领域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并且会持续很长时间;第二,新冠疫情像二战中突出部战役一样,战役前后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第三,疫情将考验当今世界各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效能,世界范围内近代历史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将到来。
早在2018年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就预见性地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粮裨谛鹿谝咔檎飧鎏厥獗尘跋拢馗戳苏庖恢卮笳铰耘卸?,可以认为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已经成为了国际共识。
在上一世纪,新科技革命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促生了经济全球化。全球化的概念提出以后,在九十年代引起了世界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重视和研究。从表面上看,全球化是指国与国在政治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增强,由于国与国强弱的不同,全球化也使得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扩张、欠发达国家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国家治理体系内生性演化的重要基础。国家机构能够预见灾难、阻止其影响并恢复稳定,是国家能够团结和繁荣的内在信念,文化就是这个内在信念的主要构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华民族坚定的内在信念,让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以来的风风雨雨赓续传承。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受“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能够浴火重生,从清末变法图强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到今天世界上唯一的工业体系完整的制造业大国。巨大成功的背后必有巨大代价的付出,付出巨大代价而无怨无悔,必有内在信念力量的支撑。这个信念力量用一个目标表述出来,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球化导致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规则的不合理性,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得到了清晰表露和凸显,我们面临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严峻挑战也集中爆发,压力与复杂程度前所未有。我国应对挑战的硬实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软实力则亟待提升,在我们的软实力中,话语体系西方化是最为突出的短板。讲好中国故事对我们抗击疫情极为重要,讲好中国故事对我们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挑战极为重要。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是我们在全球化挑战背景下能不能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所在。
一
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到4月23日,经过90多天艰苦卓绝抗击疫情战斗,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指出: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反观世界其它国家,抗击疫情的战斗仍然在艰苦持续中,有些国家恢复经济秩序仍然遥遥无期。
2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在结束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后说:“武汉街道空无一人,但是每个窗户后面都有配合应对疫情的市民。中国展现了惊人的集体行动力与合作精神?!?/p>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有着和他同样的感受。在3月5日的世界卫生组织疫情媒体通报会上,她表示:最让她感动的是遇到的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做,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疫情中的角色,有着绝对驱动力,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
在国际公共卫生专家们的眼中,支撑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疫情防控重大胜利的力量,来自于中国领导人在这场战役中以人为本理念的精准部署,而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每一个中国人在大灾面前表现出的高度自律,使我们得以迅速控制疫情并率先恢复生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责任担当精神的集中体现。
新冠疫情是全球人们共同面临的灾难,抗击新冠疫情需要世界各国人们同心协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抗疫之初世界各国给予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展示。
1月23日,伊朗外长在社交媒体上鼓励中国抗击疫情,成为全球第一个公开声援中国的外长,紧随而来的是伊朗的援助医疗物资。紧接着,韩国、英国、法国、土耳其、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匈牙利、白俄罗斯、印尼等多国向中国捐助的防疫物资纷纷运抵中国。缅甸政府向我们提供了大米,斯里兰卡人民给我们提供了红茶,蒙古国向我国捐赠3万只羊,巴基斯坦拿出全国医院库存口罩捐赠给中国。2月5日,友好邻邦俄罗斯的伊尔-76军用运输机抵达武汉,机上载有包括医疗设备等在内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飞机上的5名俄罗斯医疗防疫专家将同中国专家合作研制疫苗。
我们不会忘记,在1月31日的时候,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向武汉高校捐赠了2万个口罩和一批红外体温计,在捐赠的纸箱上,他们用汉字写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本京都府舞鹤市送给友好城市大连的抗疫物资上用汉字写着:“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p>
这些千年以前的诗句所传递出来的温情暖意,让我们心中激荡不已。我们不仅对一衣带水友好邻邦的帮助心存感激,也对中华传统文化穿越历史而展现出来的魅力油然自豪。
我们坚信,在当今世界,发展与挑战共存,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随着我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我国在继续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同时,也一直在向几乎所有有迫切需要的国家提供了援助。政府、企业、民间向国外提供的捐助数不胜数,我们所捐助国家的范围和捐助物资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曾经接受的捐助。
中国企业界在捐助给意大利抗疫物资上写着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诗句:“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币獯罄嗣窨吹秸庑┦?,也跟当时我们看到日本捐助物资上的诗句一样,感动得热泪盈眶。文化让人类的情感沟通超越时空限制,像及时春雨一样润物无声。
西班牙是欧洲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也是接受我们捐助较多的国家。3月初,“感谢中国”一度成为了西班牙社交媒体的热词。大家纷纷感叹:“中国做出了团结、合作的外交榜样?!备腥嗽谕缟纤党稣庋幕埃骸翱纯疵娑哉獬∥郎;墓史从Π伞C拦喝∠泻桨?。中国:运物资,派有经验和能提供建议的专业人员。以前我们都搞错了文明的意义。”
我们今天要着重说明的就是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以前我们都搞错了文明的意义”。其实,搞错文明的意义的何止是外国人。
二
德国文化评论家裴德思认为,在欧洲过去一千多年来,谁利用权力和支配地位控制了语言,谁就掌控了所有的知识,这条“法则”一直为欧洲的扩张推波助澜。他质疑,到了21世纪,用欧洲语言中的近似词翻译亚洲独创的社会文化概念是否还合乎伦理、科学,乃至法律?他举例说,为什么可口可乐、谷歌这样的美国品牌能比印度和中国三千年来所有智慧结晶享有更强大的法律?;??西方文明的概念往往不适合非西方创造的事物:考虑到当前民众的教化水平和社会多样性、文化多元主义研究的进步,似乎没有必要将佛教的“和尚”、犹太教的“拉比”、伊斯兰教的“乌里玛”、中国的“君子”全部称为“priest”(祭司、牧师),我们很容易找到原本的名称,但前提是我们愿意找。不幸的是,儒家的整套传统著作,包括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君子(在英国被含糊地翻译为“Chinese gentleman”)的《大学》,已经由于欧洲的翻译和重新诠释而变得十分模糊。几乎没有任何中华文明词汇能够逃过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翻译大劫”。
裴德思认为,将中华文明的原型、范畴和分类介绍给全世界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是个空前绝后的大好机会。文化研究领域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世界历史,或者说有关世界历史的文字依然都由西方掌控;不过,如果亚洲真心希望摆脱欧洲词汇对亚洲思想和创造力的控制,有一种保证奏效的方法,那就是复兴亚洲文明的词汇,推广重要的核心概念。
在中国,比裴德思先生所说的“翻译大劫”更严重的问题是:汉语辞典中很多土生土长的中文词语的解释已经完全西方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仅表现在中西方文化沟通交流方面,而且会严重地误导国民的思维逻辑方式,让我们越来越偏离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
比如说,“文明就是文化”、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语言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迫切地用西方价值定义自己的词汇,让“文化”两个字成为了表达特定含义、没有民族标识、失去文字内涵的注音符号?!拔幕币淮室蛭室蹇辗?,以至于今天被滥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构建深层次的文化自信不能建立在这样的文字基础之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国人从本世纪以来就在不断反思,并且反复尝试去重新定义。纵观学者文人的定义,都不如习总书记说的好:“文化就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闭馐侵泄硕浴拔幕币淮时驹吹亩ㄒ澹醋源尘洹兑拙分械摹肮酆跞宋囊曰商煜隆?。
因此,只有深度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才能树立国人真正的自信,也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国际上对我们倡导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偏见和误解。
语言是思想交流的工具。无疑,工具已经出了问题,比工具问题更严重的是思想也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很难说就是中国人,他们的思维逻辑方式已经完全西方化,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明上。
如果说诗句“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体现的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内涵,那么诗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体现就是中华传统哲学理论阴阳论的内涵。
中华文化不是经验主义,而是有哲学理论的理性主义,只是这个理性不同于西方的理性。时至今日,我们不应该认为哲学只有一种标准模式(即西方模式),更不应该继续沿着用西方哲学改造中华传统哲学的道路走下去了。
我们在这次世界人民共同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中,从方方面面都能够体会出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点与差异性。这个共同点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这个差异性是我们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文化自信。
无论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还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体现的是中华传统哲学阴阳论的观点,我们承认人与人的不同之处,我们也认识到人与人的共同之处。山川地域各不相同,蓝天风雨普施人间。
《论语》中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论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父母,父母提供我们衣食、抚育我们成长;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生身父母所不能把握的境遇,这就像普天下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父母一样,这就是人格化的“天”。因此,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在思想深处认定“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扶危济困是发自内心的情感需求,不是有些人以为的带有某种目的性?;蛘咚?,中国人扶危济困不需要理由,见死不救才需要理由。
三
在这里,需要简单阐述一下我们对中华传统哲学理论的认识。如果说本体论和认识论是西方哲学的基础理论,中华传统哲学就是阴阳理论和由此派生的五行、八卦理论。
从西学东渐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者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模板,肆意裁剪中华传统哲学理论,比如在传统文化典籍中断章取义找寻本体论的影子,可是大家总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就有人得出结论:中国没有哲学。以此观点继续发展,有人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缺乏理性。
不知从何时起,阴阳、五行、八卦只与风水算命连接在一起,变成了“封建迷信”的代名词,哲学家可能因此对它们不屑一顾。但是,正如孔子所说,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哲学理论“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在课堂上言必称希腊,在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依照传统哲学理论的指示进行思维分析和价值判断。
我们实在想不到更合适的词语来替代这些中华传统哲学的概念,只有澄清一下它们的历史内涵,让大家对它们重新重视起来。
阴阳理论和辩证法有些重合之处,但是它的内涵远远超出辩证法。阴阳为万物之理,中国人常说“世间之事无独有偶”,这就是阴阳理论的生活基础。
以阴阳理论为基础,中国先哲在上古时期就创立了五行和八卦理论,作为阴阳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相对于解释永恒不变客观世界的形式逻辑,五行是解读生命动态发展的逻辑理论。运用它解读事物的发展变化,相比于运用形式逻辑的解读,结论与实际情况更加吻合。
五行理论是站在分析者的角度观照世界,八卦理论是站在分析者的角度探究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五行与八卦互补,构成了人对世界完整认识,它们是阴阳理论发展出的次一级理论。
八卦,从文字看是指客观世界的八种事物,分别是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从古文字学角度分析,八卦理论实际上是指把这八种事物两两对应起来,构成四种关系。天地是指高下关系,山泽是指普遍联系关系,雷风是指共生关系,水火是指不相容关系。分析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就能够清楚自己在客观世界大系统中的定位和状态,当然也就能够为自己进一步行动提供指导,这也许就是八卦能够“算命”的理论基础吧。
我们创立各种理论,无非是为了探究未知世界,对事物发展进行预判。如果一种理论的预判功能很好,无论它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为什么不用呢?
近代以来,学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存在偏见和片面性。比如说,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不会有贡献。我们的哲学思想理论立足于动态和全局,它如果进一步精确化表达出来,就是另一种数学,而这种数学作为现代数学的扩充,将面对现代科技难以突破的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时,有着天然的理论优势。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泵娑远揭院蠹绦畋蛭涞拿拦?,很多人认为古语虽好,但美国是一个例外。这样的说法似乎是给我们的祖先留了一些颜面,其实这根本就不需要。大家为什么会得出美国例外这样的一个结论呢?不外乎是这样的一系列看似无可辩驳的逻辑判断:美国通过战争检验了新武器,进而通过武器出口赚足了钱,进一步发展出更新更强的武器;战争使美国侵占了更多的资源,并巩固了美元的通用货币地位,使美国通过铸币税不劳而获;战争的胜利使美国国际地位更高,美国人自豪感增加因此更加团结……
2019年11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刚刚完成全球范围各个国家的卫生安全指数评估,美国毫无疑问位列榜首,中国仅排名第51位。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形势似乎并不照此逻辑发展,美国在抗击疫情中的种种表现让大家大跌眼镜。而且,由疫情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让大家对这个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产生了种种怀疑。
我们试用中国阴阳五行逻辑,对美国这几十年来频频发动“战无不胜”的战争后果分析一下。在五行理论中,军事为金,金旺则泄土,土为民生。就是说战争虽然带来财富,但是与民生无关,而且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隐患。金旺克木,木为国家精神层面,战争会异化社会价值观,进而使国家分裂分化?;鹉芸私穑墙鹜炊够鹗芩?,火为舆论,就是说频频发动战争会导致国家声誉受损。金能生水,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财富,但是美国社会是多阶级多阶层构成的社会,每个阶级和阶层的通过战争受益差异巨大,战争掠夺的财富几乎都落入军火商、金融大鳄、能源寡头的口袋,普通民众得到的好处比不上损失?;蛘咚担秸佣崂吹牟聘徊⒚挥惺姑拦缁岣雍托澄榷?,而是进一步扭曲了社会公平。
把国家人格化,比如美把国称为老美,这是一种简约化和形象化思维方式,在文学创作上有一定的意义,坊间闲谈时可以增强感染力。但是,在社会理论分析时要极力避免这种主观性和片面性很强的思维模型。
2020年6月15日,美国智库博古睿研究院《思想》杂志刊登新加坡外交学者马凯硕的文章《中国人常讲“精气神”,美国就输在这一点上》,文章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收入排名在后半段的就业群体其实际收入在过去30年里出现下降的国家。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指出,美国的这一现象已经导致“绝望”情绪在白人劳工群体中四处蔓延?!?/span>
很不幸,马凯硕文章中所述的这种实际情况和阴阳五行这个“封建迷信”理论分析结果很吻合,而与战争使美国越来越强大的形式逻辑推理论断相去甚远。任何一个国家的衰落或崩塌都是从国内财富分配扭曲开始,外部因素因内部因素而起作用。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闭馐侵泄嗽擞弥泄睦硇苑治龆贸龅闹腔勐鄱?。中国在声明和平崛起时,西方人是不会相信的,他们根据自己的哲学和历史做出的判断是,强者必然会侵略殖民。
由此可见,那些认为“中国人缺乏理性”的人并不懂中国,哪怕他是土生土长的当代中国人,这正是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和弘扬中的悲哀现状。
西方人有西方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理性,我们的理性建立在阴阳五行八卦理论基础之上。中国人在思考时建立的模型是立体、全面、发展变化的,这与西方人有根本性区别。2018年11月6日,基辛格博士在与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对话时指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从总体上来说,美国人认为一个问题出现了,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办法解决那个问题;而中国人却认为,问题不可能获得根本性解决,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引发新的问题。这是中美两国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根本性差异。
所不同的是:西方理性在全球范围肆意扩张,被国人奉为经典;中国人的理性“百姓日用而不知”,而被有些人斥责为“感性”。形式逻辑是约化、静态、片面的,所以结论往往与实际不符,哪怕它的推理过程无懈可击。阴阳五行则不同,我们先哲创立这套理论时,就是为了解释生命的动态变化、系统的互动状态,所以它的结论与实际吻合度很好,流传了几千年悬壶济世的中医就是最大的例证。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中医,它都在这次抗疫战斗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挽救了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
借用一下英国散文作家赫兹里特的名言:“偏见是无知的产物?!币簿褪撬?,不要去攻击自己根本不懂的事物。媒体是亲资本的,而中医难以资本化,媒体和网络上攻击中医的人,难免带有某种利益倾向性。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所有对中国无私资助抗疫的偏见,无论是来自国际还是国内,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知。攻击自己并不懂得的事物,这在哲学上称为“稻草人的谬误”。
抗击疫情的过程仅仅过了半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中医的声誉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一样,一波三折。对此,我们因该抱有这样的心态:比如说,当你听到一个成年人说“一加一等于三”的时候,你不应该感到愤怒,而是应该替他惋惜。
四
随着美国抗疫措施失当而导致疫情失控,加之美国大选的临近,美国政客们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并逐步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的摩擦,进而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这就是我们正面临的全球化新挑战,而这个挑战压力之大前所未有,复杂程度也是前所未有。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显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中国适时加入全球化浪潮,40年以来,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全球化冲击所带来的?;缜康赝瓿闪斯ひ祷?,一举成为世界上制造业大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心。
美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从工业化向服务性经济的转化,制造业大量向外转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疫情中得到了显现。新冠病毒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切断了全球各国之间的联系,美国当局认为这是一个契机,以至于放任疫情蔓延于不顾,而积极联合盟国极力向中国经济施压,试图遏制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同时达到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目的。
近期,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集中代表了美国政客当前的态度。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现身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了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演讲分为三各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妖魔化中国,第二部分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误,第三部分提出如何与中国开展斗争的建议。
蓬佩奥的演讲被西媒拿来与丘吉尔在1946年“反苏”“反共”的铁幕演说做对比,认为蓬佩奥将美中竞争描绘成现代的冷战,蓬佩奥的演讲是开启新冷战的新铁幕演讲。
中美新冷战也许有些夸大其词,我们暂且用这个词语来代表目前愈演愈烈的中美摩擦与对抗。蓬佩奥这样做很明显是为共和党赢得今年美国大选造势,这也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施压扩大到了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蓬佩奥提出建立自由国家新联盟,自由世界来共同改变中国。在2017年,美国前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就声称过,特朗普总统将组建自由国家联盟,蓬佩奥这一次只是又重复了一下而已。
班农、蓬佩奥之流敢于挑起这样重大的国际政治事端,他们的底气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政治正确,就是用所谓政权合法性说事。得到国内民众大多数的认可,是政权合法性的普遍原则,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政权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也必须被同等承认。西方话语体系构建的政治正确、政治标准化是他们展现优越感并对别国政治指手画脚的理论依据。如果我们完全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就难以摆脱西方的思想控制。
马克思晚年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历史五个阶段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并不包括遥远的东方。我提出历史五个阶段论主要依据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们两位的足迹从未到过远东。他们的足迹只局限于地中海沿岸,因此我的五个阶段论只适用于地中海沿岸历史发展的过程,不适用其它地方。在遥远的东方,由于高山大海荒漠等地理条件的阻隔,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发展过程。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暂时把它定义为亚细亚方式。”
制度是派生性的,是由每个国家不同的自然禀赋所决定的,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党用主观意志去形成的。制度是一种文化,文化显然有差异性。文化是特定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下,通过生产实践演化形成的精神活动方式和结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不同于西方殖民地宗主国和殖民地移民国,中国不可能采用西方的制度,就像西方不理解中国制度一样。
无论中西方人,没有人不喜欢民主、自由,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70多年以前,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建立在绝大多数国民全面动员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殖民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财产重构而取得的胜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数千年以来,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不能内在合理解决的时候,中国人就用革命的方式解决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这样所建立新政权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这是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正义之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初期接连取得了朝鲜战争、越战、中印战争的胜利,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时条件下,我们的胜利完全建立在民心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物质条件的优势可言。这是人民用鲜血书写的民主,这是人民用生命捍卫的自由。
今年1月底,新冠疫情初起之时,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撰文指出:“中国会遭遇新冠疫情是因为中国不民主不自由”等等,并宣称中国的防控措施必将“代价惨重”,他们信誓旦旦地开出药方,“中国人若想消灭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需要的药方既不是什么西药疫苗,也不是中草药,而是自由和民主。”
也可以这样理解抗疫斗争中的自由与民主,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为了生命的自由而与疫情殊死抗争,用全员自觉自律充分表达了民主的意愿。所以,历经90多天艰苦抗争,中国率先摆脱疫情控制,取得了抗击疫情重大战略成果。
中国人的自由和权利,往往是用责任与担当来表述出来的,这是由中华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外真正了解中国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发起了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运动。在此运动中,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等启蒙思想家奠定了西方社会学理论。
英国近代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进入社会之前,生活在自然状态,完全按照自然律行事。他假定出两条自然律:一是利用一切手段保存自己,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必要时放弃别人也同意放弃的权利。
在霍布斯等人的影响下,英国近代哲学家约翰·洛克也同意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为其出发点和理论形式。他的说法,与霍布斯有所不同。霍布斯假定提出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洛克则把它说成是“和平、自由、平等和个人拥有自己财产”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天生地享有自由、平等和对财产的占有等“自然权利”,“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淮嬖诖邮艋蚴苤乒叵怠!?/p>
霍布斯认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相互敌视的战争状态极其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他认为,人们为了求得生存就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于是霍布斯又提出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学说。
自然法理论在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自然法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都必须接受确定不移的法则,即自然法的支配,自然法赋予人们某些基本的权利即自然权利,并且构成国家实在法的基础。在西方国家近代发展过程中,自然法观念为人们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是人们反抗暴政和向国家提出更多政治和社会权利诉求的基本依据之一。
无论是霍布斯假设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自然状态,还是洛克提出的“和平、自由、平等和个人拥有自己财产”的自然状态,它们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仅仅是一种假设而已。自然法是用基于当时社会之中人民社会现状,来推测最初社会形成的一种可能性假设。
中华传统文化的社会学理论与之截然不同,可以这样说“修平治齐”就是中国人的自然法。中国人用修平治齐思想建构家国同构的理论流传了数千年,即使在今天,也一直被人们自觉认同。
中国人认为,在无论多么久远的古代,任何一个人首先都是父母所生,并生活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之中。每个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特定的人群产生了特定的事实契约,父族和母族不是自己选定的而是天然形成的。人类出生后三年离不开父母怀抱,十几岁才能够独立生活,人与人最初的关系如果要说成是契约,无论你签订与否都是自然确定的。生产活动需要家族与家族配合,家族间因生产生活进一步交往,部落就自然形成了;部落联合部落组织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部落的联合体——国家也就自然形成了。国家是最高的社会集体。
启蒙思想家所谓的“自然状态的人”真的就是自然状态吗?在资产阶级崛起阶段,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资产阶级最希望的社会关系原则就是在独立的个人之间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契约,为了使这一原则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进而在此原则基础上发展出人权和人道主义等原则。很显然,“自然状态的人”是已经被资本主义理论异化的人,正好是脱离了自然状态的人。中国人社会学思想理论建立的模型是全人模型,而不是西方的工具人模型。
自然法是启蒙思想家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创立的社会关系原则,自然法假定的自然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也只有一个人勉强符合条件,他就是孙悟空。为什么说勉强呢?即使孙悟空能够从石头缝里诞生,能够独立生活,但是也无法离开社会自我成长,所以他还必须去拜师学艺。好在他师父在他学成以后把他逐出师门,这才成全了他无父无母、无亲无故的身世,这样一来他就成为了古今中外唯一符合西方启蒙思想家理论中“自然状态的人”?!段饔渭恰啡囊惶踔饕⒄瓜咚骶褪窍劝阉镂蚩毡涑伞白匀蛔刺娜恕保偃盟嗄鸦毓槲猩缁崾粜缘恼5娜?,然后再超越世俗成为佛教理论的觉悟者?!段饔渭恰纷髡呤遣皇窃谟盟镂蚩照飧鋈宋镄蜗罄绰凼鲎匀环ㄊ且恢挚障胫饕宓睦砺勰??
经过一百多年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冲击和浸染,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认同家国一体理念,在中国人思想中,国就是家,是一个更大的家庭。家有家长,国有首领。家长必须承担起养家、护家、教化子女的重任,国家首领必须承担起组织生产、并向众人提供安全和公平正义的社会生活。
中国人这种思维方式就要求国家的统治和管理者以及强势群体必须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并接受更严格的行为约束。所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责任与担当是最重要的社会观念。与之相对应,西方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理论必然产生自由和权力观念。
在家庭和社会中,比较合理的情况是:强势者强调责任与担当,同时保护弱势者的自由与权力。如果一概而论,人人都强调自由和权力,必然是强势者拥有一切,弱势者只能自生自灭。
《礼记》是古代一部重要的中国典章制度书籍,成书于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是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郑玄认为:“名《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阴转旋之道”。《礼记·礼运篇》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闭饩褪侵泄舜车纳缁崧桌怼?/p>
中西方哪一种社会学理论体系更具有基础性和广泛性,相信所有人在经过没有先入为主的对比研究以后,自然会有结论。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基于传统文化基础的选择,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传统的社会理论表现形式有高度的一致性。
民主国家是指人民所享有的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或对国事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国家制度。民主实现的过程是听取每个人意见,目的是找到最大公约数,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即公共利益)去管理社会事务。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社会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国家把持,西方政客把选举民主简单等同于政权合法性,这是由西方哲学中的约化思想和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民主,也没有一个国家或社会团体离得开民主。依照中国哲学思想,凡事必然利弊相随,时至今日,选举民主已经彻底变成选举第一,这恐怕是这个制度设计者始料未及的事情。
中华传统文化并不缺乏民主思想?!兑拙吩唬骸坝檬肺追兹簦??!闭饪峙率鞘澜缋飞嫌形淖旨窃氐墓赜诿裰髯钤绲穆凼?。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体现民本的政权才是合法的政权?!蹲蟠吩唬骸懊裎裰鳌!币簿褪撬?,古代君主对神的祭拜,实际上是对民意的述职。孟子的说法则更加直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我们不否认西方形式民主的积极意义,也不认为它适用于当今所有国家。因为它的基础理论从论证初始就带有某种缺陷,这种缺陷是完美的逻辑模型无法弥补的,而且每个国家的自然禀赋必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制度的派生属性决定了制度的多样性。
中国人信奉阴阳论,所以在社会治理时人与制度并重,并把人作为社会主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谓道,就是指社会制度而言;人与制度并重,也就是德治与法制并重。中国人信奉阴阳论,不会认为有一种标准的社会制度体系同时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时期。
在这次疫情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领导国家抗击疫情中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大多数美国人对国家抗疫措施不满意却毫无办法改变,这也让美国成为抗疫最失败的国家之一,请问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管理的优势去哪里了?疫情肆虐的情况下,特朗普为了大选获胜,先是消极抗疫接着轻率开启复工复产,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取得好看一点的经济发展数字,这些数字能够为他带来更多的选票,这样做的后果是在美国抗疫初见成效之时,又一次人为地把整个国家推进疫情的泥淖之中。特朗普捍卫了自己权利和自由,虽然反对党民主党甚至共和党内部的很多人都提出抗议却无济于事,因为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自由。伴随着工业化和产业资本扩张形成的多党制结构化议会民主,在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因为失去了实质性社会约束力量,其内涵的合理性正在消失。
法国当今最著名的哲学家孔特·斯蓬维尔在谈及疫情危机时说:“我不会为了健康而牺牲我的自由!”把抗击疫情所采取的必要卫生防卫措施与个人自由对立起来,从哲学家口中表述出来的这样的言论代表的是西方人的共识。民主观念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反对君主和教会专制的利器,发展到现在却成为了一种失去目标的、僵化空洞的概念。
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今天的成就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一样,并不是偶然所成,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并且有必然性的内在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极大削弱,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就是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不可否认,西方国家是现代社会学、科学的发源地,他们也利用强大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优势,建构起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用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一直在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学习的内容从器物上升到制度;从庚子留学到五四运动,学习的内容从科学技术到思想文化。
如果学习到了邯郸学步的境地,就失去学习的初心和本意;如果教授者到了颐指气使、精神控制的地步,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其言行的真实目的了。
有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无法摆脱西方文化,因为我们的文化无法产生现代科学思想。李约瑟难题曾经引发了世界各界关注和讨论,时至今日,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中国科技停滞发展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在的问题。
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西方科学技术几百年的发展,都是在工具与器物层面,一旦涉及到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就停滞不前了。数学是科学的基础,哲学是数学的灵魂,把哲学思想精确化表述出来,就是数学。西方科学技术的的停滞,恐怕要从哲学上去寻找原因;中国科学技术重新爆发,也只有认真研究传统哲学才能破局。
五
1956年,麦卡赛、明斯基、罗切斯特和申农等年轻科学家在一起聚会,共同研究和探讨用机器模拟智能的一系列有关问题,并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AI)”这一术语。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所以,人工智能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
1959年,美国人塞缪尔(Samuel)设计了一个下棋程序,这个程序具有学习能力,它可以在不断的对弈中改善自己的棋艺。4年后,这个程序战胜了设计者本人。又过了3年,这个程序战胜了美国一个保持8年之久的常胜不败的冠军。这个程序向人们展示了机器学习的能力,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与哲学问题。
机器学习(ML)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使计算机具有智能的根本途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机器学习的概念,引发了科学界极度的热情,然而进展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在八十年代进入冷静期。到了1990年代初,“AI”变成了一个大家不愿意碰触的词,这一状况持续到了2000年。人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不起作用”。编写看似智能程序的软件公司使用了“搜索算法”、“业务规则引擎”、“约束求解器”和“运筹学”等术语来替代它。
2012年,谷歌公司建立了一个由16000个电脑处理器组成的神经网络,神经网络成功地从其他各种东西中认出了猫。深度学习(DL)的概念又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它的提出这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成立计算机行业明星。
阿尔法围棋(AlphaGo)在2016年战胜了前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在2017年又战胜了现任围棋世界冠军柯洁,一时间深度学习风光无限。深度学习是指多层的人工神经网络和训练它的方法。就像生物神经大脑的工作机理一样,通过合适的矩阵数量,多层组织链接一起,形成神经网络“大脑”进行精准复杂的处理,就像人们识别物体标注图片一样。
然而,深度学习接下来的发展进度并不如人们的预期,仅仅过了一年,人们又恢复了冷静。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应用在计算机上并没有创造出情感和思想。机器能够获取知识,而不是智力或智慧;机器能表现出智能行为,并不能够制造出有智能行为的机器。
我们的每一个想法和感觉都不仅仅是一堆数字以线性代数的方式被运算,我们的大脑也不仅仅是一堆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之父杰弗里·辛顿认为:人类都是精美的机器。很多科学家相信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存在的,因为人类和计算机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是用毕达哥拉斯哲学把人类的意识简化成一个数字矩阵。这是约化思维把生物现象解释为物理现象,再试图用计算机这个机械系统来代替物理系统,最终达到机械代替人脑。一个西方哲学家有这样的设想毫不奇怪,中国传统哲学家绝对不会这样认为,这是中西方两种哲学思想差异所导致的不同的认识结果。
纵观中西方哲学史,古人认识和研究世界时,在初始阶段并无多大差异。我们重点研究三位古希腊哲学家,就可以从中找出中西方哲学最终分道扬镳各自发展的缘由。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闭饩涿缘囊馑际撬担永锏乃遣欢狭鞫?,你这次踏进河,水流走了;你下次踏进河时,又流来的是新水。赫拉克利特用这一名言说明了一个道理,客观事物是永恒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
巴门尼德是晚于赫拉克利特、早于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受克塞诺芬尼关于神是不动的“一”的理论影响,依靠抽象形象,从感性世界概括出最一般的范畴“存在”。认为存在是永恒的,是一,连续不可分;存在是不动的,是真实的,可以被思想;感性世界的具体事物是非存在,是假相,不能被思想。因此,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观点相反,巴门尼德认为:没有事物是变化的。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在其著作《西方哲学史》中说,后来的哲学,一直到近时期为止,从巴门尼德那里所接受过来的并不是一切变化的不可能性,那是一种太激烈的悖论了,而是实体的不可毁灭性?!笆堤濉闭飧鲎衷谒苯拥暮蠹陶咧胁⒉辉鱿?,但是这种概念已经在他们的思想之中出现了。实体被人设想为是变化不同的谓语之永恒不变的主词。它就这样变成为哲学、心理学、物理学和神学中的根本概念之一,而且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如此。他的重要性在于创造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形式,逻辑基础上的形而上学。
芝诺是巴门尼德的学生和朋友,他为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辩护,但是不像他的老师那样企图从正面去证明存在是“一”不是“多”,是“静”不是“动”,他常常用归谬法从反面去证明:“如果事物是多数的,将要比是‘一’的假设得出更可笑的结果?!彼猛姆椒?,巧妙地构想出一些关于运动的论点。他的这些议论,就是所谓“芝诺悖论”。芝诺悖论是一系列关于运动的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
芝诺悖论的历史,大体上也就是连续性、无限大和无限小这些概念的历史。欧多克索斯在稍后的时间里创立了新的比例论(《几何原本》第五卷中的主要内容),从而克服了因发现不可公度量而出现的数学?;?;并完善了穷竭法,巧妙地处理了无穷小问题。因此,在希腊数学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很难说芝诺没有对它的发展作出过有意义的贡献。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万物流变的理论,这基于生活常识的理论总结。巴门尼德和他的学生芝诺从正反两方面立论反对万物流变之说,从而把古希腊哲学引导到致力于研究永恒不变世界的方向上。以致于一直到现代,西方人对于流变问题无法彻底解释,从而就像罗素所认为的那样:流变的不可能性一种太激烈的悖论。所谓悖论,都是因为运用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
第二,古希腊哲学家回避万物流变之说,把充斥世界、充满变化的万事万物说成假相,认为它们不能被思想,实际上刻意回避一个自己不能解决的事实:流变问题相对于永恒问题要难得多。罗素认为:希腊的每位哲学家其实都有两套体系,一套是他们向外界宣称的正式体系,另一套是较为简单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体系。即使意识到了,他们可能也认为行不通,因此就将其彻底隐藏起来,并提出各种更加诡辩的观点。这种观点近似于他尚未成型的体系,他认为他已经将其加工得不可辩驳,他希望别人都能接受。用罗素这段话来说明古希腊哲学家刻意回避万物流变事实,而把研究的重心转向永恒不变的世界,也是适用的。
第三,哲学是数学的灵魂,数学是哲学思想的精确化表述。西方古代哲学刻意回避对万物流变的研究,导致了现代数学体系的不完整,后果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大家至今并没有从哲学发展过程中去寻找解决之道。据说由于量子力学的发展,芝诺悖论已经得到完善的解决,但是没有人以此认识到这些悖论驳斥的哲学观点的正确性,进而对古人遗留下来的流变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今天的西方哲学家都一直无法准确解释流变问题,所以可能认为这是无法完成的课题而刻意回避,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流变问题,可以说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别就是由此而来。
巴门尼德在古希腊哲学论辩中取得优势,创造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形式,深刻影响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公孙龙、惠施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难以取得优势,因为他们主张的将“语言”与“事实”分离开来的逻辑,在中国阴阳五行所构建的体现整体性、适应动态化和兼顾形象化的逻辑面前毫无优势可言。
近代以来,虽然西方学者也研究中国哲学,可能由于成见和固有方法的限制,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表面化和碎片化。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以西方哲学范式为标准“改造”中国哲学,这也是最终导致我们现在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
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哲学,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数学。中国古人对事物本质的研究与西方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不同的是中国人没有因为事物充满变化、难以把握而回避对事物过程的研究。对事物过程的研究是中国哲学独有的内容,并且由此发展出类似数学一样的一门学科,我们称之为术数,这也中华文化的主干内容之一。
无论西方哲学对本体的研究有多么辉煌,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眼睛所见到的事物除了本体所反映的共性,每一个事物还具有个体的特殊性,每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复杂性和相互影响也不容忽视。难道事物的过程真的就无法定量化研究吗?中国传统哲学显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约化思想,最后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根本性的。与之相对,中国哲学表现出来的整体性不是故意为之,中国古人把阴阳作为哲学原点,整体性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有人认为术数是玄学,是神秘文化,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偏见,这种神秘感是认知内容结构性缺失造成的,偏见会导致放弃对自己有限性的承认,也放弃优长之处的学习机会。在古代,术数是最能够体现古人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所以历朝历代的顶尖人才无不精通术数,诸如周公、孙膑、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等。
集合论是研究集合的结构、运算及性质的一个数学分支,是现代数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集合在数学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特殊重要性。集合论的基础是由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在19世纪70年代奠定的,经过一大批科学家半个世纪的努力,到20世纪20年代已确立了其在现代数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可以说,现代数学各个分支的几乎所有成果都构筑在严格的集合理论基础之上。但是集合论的研究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开始阶段,有些数学家拒绝将集合论当做数学的基础,认为这只是一场含有奇幻元素的游戏而已。
西方哲学从最初就丢弃了事物流变的过程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分类细化,最后再进行整合,试图达到复原事物的目的,但是忘记了补上在最初就丢弃的那一部分,所以理论与实际总是难以契合。中国哲学思想体系有“疏而不漏”整体性特征,这种整体性正好可以给西方哲学以启发和指导。
术数的基础是阴阳和五行理论,天干、地支是其基本语言元素,就像数学中数字一样。如果说表示事物本质问题只需要一套数字元素,那么表示事物的过程问题必须使用两套以上数字元素,因为过程问题要远远地比本质问题复杂。天干、地支实质就是两套数字元素,中国人用这两套数字元素的组合运算,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对事物过程的精确化描述。
有人马上会意识到,你是在说中国的算命术吧?我们去除偏见平静地想一想:人命都能够计算,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复杂、不能够计算事物吗?世界上除了中国术数以外,还有没有把过程研究深入到可以与数学相媲美的方法吗?算命这个词听起来很不响亮,运筹帷幄就高大华丽多了,但是,它们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爱因斯坦认为时间没有概念,世界上也并不存在这一个东西。时间要跟物体联系起来,如果时间没有联系别的东西,那么根本就无法说通,而且时间与记忆总联系在一起,如果你想某个片段的时候必须要联系其他的事情才能更清楚的回忆起来,这么说来我们只有深入记忆才能探寻时间。时间并不存在,人类被记忆欺骗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但是把时间当做发散的向量来看待,恐怕是西方人的思维,中国人却从来不这样认为。
正是因为把时间看作是发散的向量,在对时间研究时就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误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都有属相,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时间是循环的。时间的循环具有复杂性,所以一套数字元素无法表述清楚,天干地支组合起来,六十年一个甲子就出现了。为什么说中国人认为表述时间的数字元素不止于两套,因为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五百年必有圣人出。这是又引入了一套数字元素,这一套数字元素的总数是27个,10、12、27的最小公倍数是540。当然,第三套数字元素并不常用,而且不够精确,我们在后面详细说明。
时间是循环往复的效应,不是一个发散的向量,这恐怕是中西方文化中最明显的一个认识差异。
我们都知道,日、月这个时间单位是循环往复的,这是因为有太阳和月亮周期变化的明显天象的加持。年这个时间单位是不是循环往复的?中国人给出了肯定答复,而这个答复就是深入研究事物的过程问题而得出的。
我们都知道,宇宙是循环运动的,作为宇宙一部分的人类,必然受到宇宙循环运动的深刻影响,有些影响是明显的,影响是不明显的,如此而已。推而广之,地球上万事万物的也是如此。这些宇宙影响周期性,反映到人类思维中,就是时间循环效应的观念。
天干地支对应的是天体运动周期。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对于人类和地球生物重要性不言而喻,天干是太阳自身的运动周期,大约是10年。所以天干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被称为“十天干”。
地支是木星的运动周期,精确测算为11.8年,大约是12年。木星时九大行星中距离地球比较近的行星,而且质量在九大行星中最大,为地球的317.8倍。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行星,木星对人类的影响最大,这一影响用十二个数字元素表示,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被称为“十二地支”。
《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惫糯杂谀甑慕蟹ㄓ兴闹郑核?,是祭祀木星;祀,一年一度的祈福;年,祈祷谷物收成;载,本义是年终行刑。古人很早就知道木星运行周期约12年一周天,每年历经黄道十二次之一。用木星方位纪年自夏已有之,故名之曰岁。
民间谚语对于地支循环规律也有描述。诸如“闹鸡荒饿狗年,要吃饱饭等猪年”“牛马年广种田,防备鸡猴饿狗年”等等,说明了木星运行对气候产生了明显影响,以至于影响都农作物的收成。太阳对气候的影响比较直接,云行雨施都是太阳直接作用的结果。古人用天干地支组合起来纪年,是基于天体运行对于人类有明显的周期性的影响的原因,中国人认为时间的循环性有坚实的生活基础。
干与支是树木的树干与树枝,表示影响的重要性差异;天主动地从动,天与地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天干地支与数学中的数字不同点是:干支既然是循环概念,所以只表示顺序而不是大小。
天干地支的特征是:
1、天干地支受阴阳理论影响,天干地支每一个数字元素都有阴阳之分;天干地支同时又受五行理论影响,天干地支的每一个数字元素都有五行属性;这也表明,天干地支是由阴阳五行理论发展出来。
2、天干地支的运算有其法则,而且有很强的逻辑性,这些逻辑是阴阳五行理论的反映,即生克制化。而且天干地支元素可以组合,不同的组合构成不同的强弱格局,并且彼此按照阴阳五行的规律相互影响。古人对这个组合最常见的使用方式就是“八字”,将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四个数字用天干地支表示出来,正好是八个元素数字。
3、天干地支表示时间是它们的本原,推而广之,它们还能够表示空间、表示形体,并且能够实现时间、空间、形体的同一运算。站在现代科技的角度看,我们先抛弃它运算的精确度不说,这一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计算机之所以不能够实现智能化,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无法有效使用时间这个变量!天干地支自古就被中华民族广泛地应用于预测之中。天干地支具有的预测功能,经过中国人长期的运用,证明有非常高的准确度。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人不借助任何运算工具,单纯使用心算口算的结果!如果配合上计算机这一强大的现代化运算工具,其运算精度必然会大大提高。
当然,就太阳系的各个天体而言,每一个天体运动都会对人产生影响,科学发展到能量场理论以后,这个影响对于普通人理解已经是毫无疑问的。
太阳系行星中,仅次于木星质量的行星是土星,它的质量是地球的95.152倍,运行轨道距离地球也不是很远,土星运行对人类施加的影响仅次于木星,土星的运动周期是29.5年。试想一下,如果土星运动周期是27年,10、12、27的最小公倍数是540,正好可以解释古人所说的“五百年必有圣人出”之一论断。是不是古人观测的原因,造成的误差,不得而知。这样一来,人的生辰就由“八字”就增加到“十二字”,其复杂程度不是心算口算所能够完成的,这种运算对于现代计算机来说,是小菜一碟。当然,从中国历史来看,“五百年必有圣人出”这一论断并不是完全符合,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很值得借鉴的。
中国人对于天干地支的使用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相传,大约五千年前,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建国时,命大挠氏探察天地之气机,探究五行(金、木、水、火、土),制作了天干地支。
在历史上,天干地支无论是纪年还是预测,一直备受重视,在史书中比比皆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侵入,中国人逐渐对自己的传统产生了怀疑,人们对天干地支的使用渐渐淡化,但是没有人能够完全把它从我们的生活中清除出去,这就是它自身的生命力所在。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实际上只是人类利用工具的发展,人类抛弃了复杂的事物过程研究,执着于本体(本质),这种研究无论如何深入,都一条腿走路,是片面的。所以,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反映在哲学上,总是被科学牵着鼻子走,远远不能够达到全面解读和引领的作用。由古典形而上学到本体诠释学,基本上是被一步步倒逼出来的。诠释学开始重视事物的过程研究,也仅仅是被动顺应、感性概念而已,远远没有达到理论主动、逻辑量化的程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借鉴一下中国古老的时间研究理论的思维方式呢?
阴阳理论为先导理论,发展出五行、八卦两个次一级理论,这就构成了中国哲学最基本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建立并没有预设条件,所以历史的行进、科技的发展,都无法突破它的架构,古人用“大而无界、小而无内”描述太极,可谓恰如其分,这就是中国哲学理论能够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现代社会要探究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源,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哲学的原点理论—阴阳,阴阳是辩证的形象化表述,阴阳与辩证的内涵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古人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泵窦浠褂型ㄋ椎乃捣?,那就是“两条腿走路”。
“形而上学”,本是一个西方哲学的外来词,这个词汇是用中国经典翻译的,取自《易经·系辞传》中那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靶味抡摺笔撬涤行慰杉⒊渎浠?;“形而上者”是脱离形体、永恒不变的。
形而上学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笛卡尔认为:形而上学,是哲学这棵大树的树根。
与亚里士多德同时期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则认为:“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笨鬃佑们ず汀兑住纷鞅冉?,说明《易》这个载体与乾坤这个基本理念不可分割性,也是在清晰地重申阴阳这个哲学原点的不可动摇性。翻译者割裂而取出“形而上”,看似翻译文绉绉富有哲学韵味,但是已经严重偏离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了。阴阳不可割裂,割裂之后两者都失去了意义。
如果说“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根,阴阳就是中国哲学的根。由此肇始,中西方哲学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相对于西方哲学形而上开端,一路走来在不断的挑战中逐步发展完善;中国哲学的阴阳五行的理论,就像是一座城池建设规划蓝图一样,多年以后尽管建筑物日新月异,但是总体规划从来没有被动摇过。
人在过程的研究中,容易获得相对消极的情绪和自我?;さ囊馐叮庵智樾骱鸵馐痘嶙灾鞯?、有意识地降低对本体的执着。这种降低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人对欲望实现的得失中达成某种平衡,进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效果。相反,如果缺少这种降低,人的欲望就只能靠外在的价值来约束,这种约束的有效性因为有依赖性而难以稳定。现实中,中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2016年10月,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他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确有希望带来巨大的福利,比如根除疾病和贫困,但是它同样也可能带来危险,比如强大的自主式武器,或者帮助少数人压迫多数人。2017年3月,霍金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来访时再次警告:“人类需要控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以防止它们在未来可能对人类生存带来的毁灭性威胁?!?/p>
以纯粹的中国哲学观点看待这些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中国哲学指导下的计算机思维逻辑具有内在约束性,就如同中国人从来不会殖民、也永远不会殖民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这种内在约束的外在表述。
西方哲学的发展道路,去掉事物过程研究而注重本质研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约化,约化不能够完全解释事物本身,必然要回归到本质与过程并重的路子上来。如果用科学发展来解释这种回归,那就是时间必须被重新审视,并赋予同空间和形体同等重要的地位,把时间、空间、形体统一起来,对现有的数学体系进行结构性补充,重建形成体系完整版的“新科学”,“新科学”也许能够担负起把世界的结构完全纳入到知识的结构中去的终极目标。届时计算机比较逼真地模拟人类大脑的目标就可以实现了。新科学将不仅给人类提供更好的工具帮助,也将给人类提供真正的智力支持。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是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的?!奔僖允比?,中国人要输出的不仅是价值观,而且还有价值观背后的中国哲学,以及由中国哲学发展出的科学技术。芝诺的“飞矢不动”悖论启发西方学者创立了微积分,借鉴中国古人天干地支多套数字的逻辑运算能不能扩充数学,以解决目前科学技术发展瓶颈呢?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说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信仰,为中华民族多次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那么,过程与本质并重的中国哲学则为中华民族多次复兴提供了高超的智力支持。时间的循环性理念,使中国人认为历史不过是在反复重演而已,胜不骄败不馁,在危亡关头,总是能够表现出坚定无比的韧性。
中国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国人直面天地万物,不放弃信心、不逃避责任的民族性格。中国古人在哲学理论研究中,并没有因为事物的过程难以把握而放弃,这是最终形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
美国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已经从产业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制造业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去实就虚的发展一方面缓解了劳资矛盾的爆发,另一方面则侵蚀了国家的经济基础。以金融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一业独大,极大提升了衡量交易增长的指标GDP,却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
美国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在抗击疫情时集中暴露了出来。4月17日,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在该州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记者会上说:“我们需要口罩,中国制造的;我们需要防护服,中国制造的;我们需要防护面罩,中国制造的;我们需要呼吸机,中国制造的。新阶段我们需要检测试剂,依然是中国制造的?!彼悦拦捣⒊隽肆榛昕轿剩骸霸趺椿嵴庋?!”
美国不能解决金融资本全球逐利流动,不能解决本土制造业生产要素的配套问题,转而对中国经济进行打压,在国内抗疫形势不乐观情况下可以视线公众视线,但是不能够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
疫情加剧了美国经济萧条,已经发展成为滞涨的状态,糟糕的经济现状助长了民粹主义盛行。政客要摆脱疫情治理不利的诟病,甩掉自己的责任,所以不断制造事端。从疫情开始阶段污蔑中国是病毒来源,到加剧去年以来的贸易摩擦,目前又发起中美脱钩论。美国政客认为脱钩就可以倒逼美国制造业回流,减轻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经济霸权的威胁。脱钩的内容层出不穷,几乎覆盖社会、经济、科技的方方面面,诸如贸易脱钩、投资脱钩、资本市场脱钩、金融保险脱钩、高新技术脱钩、教育和文化交流脱钩、互联网脱钩、国际结算网络系统脱钩、各种协议脱钩、外汇脱钩等等。
2020年7月21日,美国要求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在7月24日下午4时前关闭,领馆人员将被要求离开。
7月25日,一场由48个国家学者和活动人士自发组织的题为“任何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都违背人类的利益”全球在线公开会议,在境外多个社交平台和视频网站同步直播,并发布了名为“拒绝新冷战”的14个语种的共同声明。
马丁·雅克是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他的发言很具有代表性。我们把他的发言全文摘录如下。
我主要想讲四点。首先这一切为什么发生,或者说这一切什么时候发生。我认为这场由美国主导的新冷战,本质上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金融?;?。这是西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它导致了权力重心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它破坏了美国人以前的立场,这是尼克松访华后美国人认识中美关系的基础。这两个命题是:其一,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经济上的挑战者;其二,除非采用西方政治体制,否则中国的崛起将不可持续。2008年至2009年期间,这种想法变得站不住脚,我认为美国的统治精英们开始转变对华立场,现在他们开始认为中国并不是那种潜在的良性关系,而是作为对美国全球霸权的威胁,这个过程会持续发展,当然也会日益增长。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我来总结这段时期和当下的特征,随着西方,特别是美国,当然西方其它国家也包含在内,产生了霸权的焦虑。他们现在感到被替换的危险,这就引到了我的第二点。这清楚地表明美国作为世界上的主导霸权,无法接受它不能继续保持这种地位的事实。美国霸权的地位是不可持续的,但是美国无法相信这个事实。因为美国国家的基因里刻着,“美国就是世界上第一的国家”,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已经从各方面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我们将见证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在未来几年。我认为美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断尝试去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我认为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它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地位正在被取代,正在发生。我在想,如果我可以花一小会儿进行历史反思,我想知道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例如我的国家——英国,要花多长时间去接受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西方主导或以西方为中心的事实。霸主放弃霸权是很难的,就算中国也不例外,你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中国开始衰落的时候,它真的花费了150年的时间去接受这个世界已经改变的事实。现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也要花费很长时间去接受某种新的事实。我们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呢?我个人的理解是,我们已经处于冷战中,新冷战已经开始了。不需要(开始),这不是即将来临的冷战,它已经开始了。上一次的冷战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它经历了很多阶段,所以不是一成不变的情况。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冷战阶段,我认为我们需要做好新冷战在现实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的准备,因为只有美国改变立场才能结束冷战。这意味着什么?美国在接受新的现实,它必须与中国分享主导地位,对我而言这才是真正的情况。美国的历史地位必须改变。当美国方面决定72小时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我的反应和之前王文前面发言提及的一样,如果美国在总统选举前断绝对华关系我也不会惊讶。这都是特朗普为了连任表演的“把戏”。但我认为这绝对有可能让我们回到1979年以前,卡特总统重新与中国建交之前,这是我最后一个观点。很明显,这次的新冷战也具有一些美苏冷战时的特征,我认为这已经被讨论中的一些观点所证明。但我并不认为这会是美苏冷战的重复,我想说这是多方面的原因,但我强调两个原因。为什么我觉得是这样?首先,中国远远比以前的苏联强大,苏联的经济从来都不构成对美国经济的挑战,中国经济地位和苏联十分地不同,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远超美国,它的潜力和能力远远超过美国。美国对中国竞争中面临与苏联相竞争时不一样的问题。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我不认为中国的回应会变得和苏联一样。我想批评苏联的是,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苏联在军费开支上与美国针锋相对,最终苏联无法承担后果,我认为中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即使中国的军费开支一直在上涨,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军费开支远远低于美国。我认为中国不会重蹈苏联的覆辙,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这将极大地帮助世界上那些担心冷战的力量,以及像我们这样正在寻求抵抗冷战的人。
马丁·雅克的这一番讲话,表达了四个方面观点:一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对中国发动了新冷战,二是要意识到新冷战已经开始的事实,三是要正视新冷战带来的变化,四是美中冷战不同于美苏冷战。
马丁·雅克的讲话也可以用来揭示很多问题。首先,金融资本为了躲避华尔街金融海啸而引发的?;胫泄?,主观上是为了获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中国消化了金融资本涌入带来的通胀?;竦梅⒄梗淮嬖诿拦蕹ヌ峁┌镏泄奈侍?,甚至可以说美国获益更多。第二,美国与中国建交,本质是是为了自己在冷战中取得更加有利的地位,也为自己的资本输出找到了新的市场,美国同时也向众多第三世界输出了资本。至于中国成为唯一没有在一次又一次金融资本获利流动带来的危机中倒下,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国际金融资本的多空游戏收割以后一蹶不振,正是由于中国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为什么还要因为接触而全面改变?“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国人在解决国际争端时,总是保持克制与自省,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屈服于强权霸凌。
改变是一个模糊概念,实际上就是要让中国全盘西化,并且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像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好让美国所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能够在中国肆意攻城拔寨,在获取巨额投机利润的同时破坏国家经济防护措施、并引发动荡政局,以便使他们下一次出手更加畅行无阻,也让中国从此失去在经济上挑战美国可能性。那些认为示弱示好就可能缓解双方矛盾的见解,是书生之见;认为韬光养晦就能够度过?;乃捣ǜ腔奶?,这是互联网全球化时代的掩耳盗铃;认为做出让步满足对方的说法就是亡国之言,因为对方的目的很明确,让步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中国更懂得完整的国家主权的重要性。
2020年2月6日,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邀请,参加了“中国行动计划会议”(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并做了题为《美国为什么必须绞杀华为》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明确指出了“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和经济理念,中国已成为美国的头号地缘政治对手”。作为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美国强加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是无法避免的,这是残酷的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事实。
中国坚持自己发展道路的背后,是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发展代价换回来的,我们的工业化本身就是中国人民负重前行的历史,不是某些人的赐予。第三,我们不像苏联的部分,正是我们不同于苏联的部分,那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起了作用。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明白中华传统文化的对于我们今天和未来的重要意义。
在世界各国互相帮助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标注在抗疫物资上的诗句可以在残酷的疫情肆虐中给各国人民带来一丝心灵的宽慰,这给世界人民在残酷的抗疫斗争中带来胜利的希望。在应对新冷战带来的不确定的打压中,依靠传统文化为核心而构建的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不亚于硬实力,在此情况下,诗词歌赋的宽慰作用就显得不堪重任,必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植入我们的思想中,成为中国人的行为自觉。
在这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们传统医学中医经历了剧烈的国内舆情变化。在疫情初期,面对全新的疾病威胁,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可以被接受,所以多年以来的中医黑罕见地消失了。在中医抗疫取得成效时,甚至出现了一片叫好声。这时候,媒体上突然出现了新冠病毒神药瑞德西韦,即使没有任何实际疗效披露的情况下,还是洋枪洋炮好使,中医立刻受到了质疑。这个时候,正是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之时,于是乎中医黑卷土重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情势反转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从小接受的学校教育中,无论是物理、生物、化学,都是西医理论的基础学科;而中医的理论基础知识几乎为零,甚至处于一直被怀疑和奚落的境遇,以至于中医专家讲出来的理论无人能够理解。原因主要在于这样几个方面:中医学院派教育也基本西化,所以对传统哲学的研究深度不够;中医术语并没有现代化通俗化,普通人听起来如同天书;几千年流传下来药材、几百年流传下来的验方,中药价格透明化、药方无法专利化,要想通过产业化获取巨额利润是不可能的,这就得不到金融资本的青睐;既然得不到金融资本的亲睐,也就得不到媒体的待见。这种网络舆情到底代表着什么人的利益呢?值得我们深思。
与之相似,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积极施行国际援助,初期一片感谢声,中期怀疑援助目的何在,在发展下去就是各种不和谐的赔偿声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殖民主义难以理解中华文明的价值观,也不想丢弃西方文化优越感。所以,后来以至于出现很多反智行为,都可以从文化差异性和话语权缺失方面得到很好的解释。
脱钩也好,新冷战也好,总之已经在发生了,并且会延续很长时间,这一点几乎不可置疑。我们不可能用西方话语体系去打赢这一战役,因为西方话语体系内在逻辑是维护西方中心主义和政治正确。
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到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我们不得不接受西方话语体系,这起初是为了与西方资本合作与沟通的需要,最后转变成全面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时至今日学校教育内容完全西方化,传统文化还剩下什么阵地可以坚守呢?被改造过的中国哲学、无法完全解读的诗词歌赋、西医思维的中医,表意文字实际上成为某些西方化义项的注音,维护本土价值观的民俗宗教被一股脑打上“封建迷信”的标签,而我们甚至说不清楚什么是“封建”。
文字、民俗、宗教是文化的载体,哲学是文化的根和魂。失去了载体,传统价值观无所依存;失去了哲学,传统价值观难免走向碎片化、实用化、庸俗化。社会学无法有效论述政权合法性,经济学使价值观完全功利化,而这一切是造成当下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我们习惯于用经济发展来论证政治正确,经济发展是政治正确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客观现实是,我国已经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却没有得到与之相称的国际尊重和国民广泛深刻的认同。
在资金短缺时期,我们引进西方投资实现工业化,不得不按照西方债权方的要求进行制度改变,债务需要刚性兑付,并时时处处受西方指责。等我们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用低廉的劳工收入和环境透支为代价取得贸易顺差,并不得不成为西方政府债券的购买者,我们成为了债权方,但是却债务成了债务方我们要挟的工具,西方债务方依然大言不惭地要求我们进行制度改变,仍然时时处处对我们大加指责。这种动辄得咎的境遇,就是在经济领域话语权缺失的表现。
目前,我们的意识形态对于国内正在成长的数量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缺乏动员能力。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在中国,中产阶级无所适从而被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轻易捕获,进一步加剧我们话语权缺失的窘境。
唯有深刻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才能够在更深的层次上增强民族自信心,统一全民族思想,以利于迎接即将到来的严峻挑战?!霸度瞬环?,自修文德以来之”,唯弘扬传统文化,才能有效地团结国际社会,增强同盟的力量应对新冷战。唯有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表明立场,才能有效分化敌对势力同盟,对抗的有利态势。所谓唯有,是说这是在当前情势下最佳选择。
反观美国方面,曾担任过外交官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04-2005)是美国最具智慧的战略学者之一,他是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政策的创始人,他对美国提出的冷战一个重要策略是,美国应该用自己所具备的“精神优势力量”去结交更多的“友邦和盟邦”。当美苏冷战刚刚揭开大幕时,乔治·凯南就指出,美国能否在美苏竞赛中最终取胜要看“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向全世界人民展现出这样一种国家形象:美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美国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国内问题;美国有能力担负起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在当前各种意识形态构成的洪流中,美国在精神层面具备坚守自身意识形态的优势力量。”最终美国做到了他所说的这些,也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时移世易,当今世界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化解发展矛盾、增进世界持久和平的时期,新冠疫情将世界各国治理能力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世人面前,美国有哪些能够赖以打赢新冷战需要的制度和文化优势,相信每个国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美国人在此时间节点上发出“新冷战”宣言,天时、地利、人和一无所有,充分反映出了美国霸权?;慕孤歉?,这也注定了美国发起针对中国的新冷战必然会以一场闹剧收场。
可以这样认为,澳大利亚是美国当今最坚定的盟友之一。7月27日,澳外长佩恩抵达华盛顿,参加“美澳2+2会谈”,旨在军事合作、扩大防务关系,卫生防疫合作等方面进行强化。蓬佩奥在7月28日的联合记者会上赞扬澳大利亚的对华立场,称澳方做法是“捍卫了共同价值观和法治”、“顶住了压力”。佩恩当场表示:“蓬佩奥刚才的发言仅代表他的立场,澳大利亚有自己的立场。我们与中国有着坚实的经济合作,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这对两国都有利。诚然,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p>
美国发起的冷战闹剧归闹剧,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打破美国封堵的策略是持续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从根本上瓦解美国封堵借口是持续增强文化自信。我们要坚决反击来自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施压,同时也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以利于在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应对更加艰困的局面。我们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国人,也需要抵抗各种压力和防备随时射来的冷箭。我们要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经济伙伴,也要尽可能广泛地团结自己的文化同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打出的一张王牌,用文化交流来分化瓦解经济、政治方面的敌视情绪,有着独特的效用。
众所周知,这几年以来,华为公司化压力为动力,在美国的围堵之下正在逐步补齐了自己的技术短板,逐步摆脱了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而日益强大。
在美国新冷战思维的围堵之下,中国在加强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同时,也应该大力增强软实力,摆脱近代以来对西方话语体系的依赖,构建起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目前偏重于用经济思维来化解国际争端,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币簿褪撬?,要达成国际政治互信,仅仅依靠经济交流合作是不够的,但是我们目前能够提供世界交流的文化产品缺乏理论体系,是碎片化和表面化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建立在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强大的基础之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必将担负起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重任。
《韩国时报》8月30日刊登德国前外长约施卡·菲舍尔题为《西方机会主义的终结》一文,文章说:西方国家也应放弃自以为可以推动、强迫或劝诱中国成为自己那样“民主国家”的想法。中美对抗现在才升级的原因比较简单,那就是西方衰落了。自工业化开始以来。西方就有效地垄断了全球权力。但现在,一个亚洲国家将很快结束我们所熟悉的西方霸权。西方必须摆脱对中国的幻想——无论是基于战略天真的幻想,还是基于过去那种强权政治的幻想。西方必须按照“中国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原则,找到与中国共处的方式。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凯润·斯金纳宣称,中国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明,上世纪末美苏争霸是西方文明与同一人种之间的内斗,中美间的争斗是真正的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之间的争斗。这恐怕是当今西方社会中的某种共识,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明确昭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明确告诉西方我们和你们有哪些不同。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话语体系,必须具有国民思想净化作用、全社会成员动员能力、国际交流解释作用。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话语体系,就是要消除前进道路上国民意识形态不够清晰坚定的困惑;就是要让国人重新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坚定地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清晰准确地告诉西方,中国到底是什么,中国想用什么方式与世界各国人民在这个地球上共同和平地生活下去。
在全球化挑战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能是唯一一种精神产品,用来提升人类的自觉精神,帮助全世界人民约束资本主义诞生五百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寄生、霸凌、种族歧视的趋势,这是当代人类命运?;淖詈笳日?,也是人类未来和平共处与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赵安军
2020年9月19日于西安
参考书目:
《八次?;?温铁军.东方出版社
《去依附》.董筱丹,温铁军.东方出版社
《告别百年激进》.温铁军.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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