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目：傅高义：“他者”的眼光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美国知名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Ezra F.Vogel）于美国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0日去世，享年90岁。

此消息甫一发布，就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和媒体圈不小的震动。人们纷纷撰文，或回忆与他交往的点滴，或评价他的著作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贡献。

傅高义应该算是少有的名声溢出学术圈之外的中国学专家。尤其是他在81岁高龄写就的巨著《邓小平时代》，在中美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傅高义后来也坦言，写这本书的“目标本来不是为了中国人写的，而是为了美国人，应该让他们多了解中国”。但傅高义没有想到，这本书同样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欢迎。中国读者也迫切希望自己能在一位“老美”的著作里，找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并最终实现了让全世界都瞠目结舌的中国发展图景。

“他者”眼光的好处，在于作为局外人，更能在不疑处有疑，在我们耳熟能详、日用而不知的故事、政策背后发现它的独特性，以及当事人为之做出的鲜为人知的努力。

不过，在众多悼念文章以及此前对傅高义著作的评价中，大部分人并没有注意到傅高义著作中“他者”眼光的重要价值。而且，傅高义也并非仅仅是中国问题专家，他对日本、韩国的研究，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在中日两国都被尊为“中国通”和“日本通”。此外，傅高义也并非是一名历史学家，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一名社会学家，“了解全面的社会就是我的目标”。

从精神疾病研究到日本社会研究

1930年，身为犹太人后裔的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20岁时，傅高义从卫斯理安大学毕业。当时的傅高义，有志于研究美国的社会福利。按照傅高义自己的说法，由于他父母是从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在美国生活得比以前幸福，导致他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作为外来者的傅高义，从小就学会了用“他者”眼光看待周遭的世界。

随后，傅高义来到军队服役。当时，正赶上朝鲜战争爆发，傅高义认为，自己运气好，没有被分配到前线，而是在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了两年。两年来的所见所闻，燃起了傅高义对于精神疾病研究的兴趣，因此，当他考入哈佛大学之后，他就打算专门研究美国家庭、美国社会和精神疾病的关系。

也是在此时，出现了对他后来学术研究转向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契机。傅高义的导师、哈佛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对他说：“你从来没有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你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在你决定教书之前，应该负笈海外，在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币蛭死撕樵谔窖笳秸诩湓斡牍拦绞鼻楸ùΦ墓ぷ?，对日本人的价值观和民族性多有研究，因此她建议傅高义前往日本从事田野调查。

就这样，傅高义携他的第一任妻子以及一岁的儿子来到日本。在日本，傅高义原本打算重点比较孩子情绪失调的家庭和那些孩子健康的家庭，但他发现，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的情况别无二致，即情绪失调的儿童成了父母关系严重紧张的替罪羊。此外，在田野调查中，傅高义发现，日本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军国主义统治，在二战之后成为战败国，经济萧条，很多家庭的父亲或儿子死于战火，但是日本人却能够成功地维持有条不紊的生活，免于绝望与混乱，并在二十年里成功地在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做出了调整。

傅高义发现，这与日本形成的新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族”有关。于是，傅高义决定转换研究内容，开始对日本M町（即真间町，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的工薪族进行了两年的田野调查，并最终于1963年出版了《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在书里，傅高义从教育、婚姻、工作、礼仪、价值观、家庭等方面，分析了工薪族为何能够取代老中产阶级（即以传统工业为主的小型独立机组企业或小公司雇员），成为战后日本发展的中坚力量。

这本书的研究方法，深受当时甚嚣一时的帕森斯“结构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正如傅高义后来所说，帕森斯的研究就是“要系统地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要考虑，所以我受到他这方面的影响比较大”。虽然后来，帕森斯在美国成为“过街老鼠”，学生们都以讽刺他为能事，但帕森斯潜移默化的影响，贯穿了傅高义一生研究的始终。正是傅高义用“他者”眼光，对异域社会竭泽而渔的研究，才能让他的研究经过了几十年依旧没有过时，成为美国人了解东亚国家的一个窗口。

从日本研究到中国研究

1961年，傅高义获得博士后的资助，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这个时候，作为少有的到过东亚国家的美国学者，傅高义成为人们眼中的东亚研究学者。于是，一位教授建议他：“要是你想研究东亚的话，你为什么不学习中文？”傅高义深以为然，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并被当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山人物费正清看重，请他加入了东亚研究中心执委会，并开始在哈佛任教。

傅高义转向中国研究的时候，正是中美关系最紧张的时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意识形态问题，美国政府在各个大学建立中国学研究机构，开启了对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农业以及区域的研究。

1963年，由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教育和世界事务协会在香港成立。当时，中国内地对大部分西方学者关闭，还未回归的香港成为了各国观察中国事态的主要窗口之一。傅高义也于此时到香港生活了一年。在香港，傅高义看到广州发行的报纸，决定研究广东社会的发展状况。

1969年，傅高义在美国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傅高义在这本书中详细分析了广州的社会状况，着重探讨了共产党军队解放广东之后，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以及共产党带给广东城乡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费正清称这本书是社会学家如何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的杰出范例。

成为“中国通”和“日本通”

随着《日本新中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的出版，傅高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亚研究专家。1973年，当费正清退休之后，傅高义成为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在担任主任时期，傅高义发挥了作为社会学家的优点，组织了专题讨论会、午餐会和工作坊。傅高义后来笑言，自己擅长搞关系，交朋友。傅高义开放的心态以及社会学的回访心态，让他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先后写出了《日本第一》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两本著作。

前者是傅高义有感于日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本处处领先的美国，到了七十年代，很多方面已经被日本所超越。那么，这个地狭人稠、资源匮乏的岛国，是如何实现经济腾飞的呢？傅高义继续沿用结构社会学的理论，从知识、政府、政治、企业、基础教育、福利和犯罪控制的层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全书的最后，傅高义提出，美国人应该放弃骄气横溢、老大自尊的包袱，拜日本为师，学习日本模式。这本书后来被翻译到日本之后，销量超过了100万册，是日本非小说类翻译作品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很多日本企业家都以能够见到傅高义并与之攀谈为荣。

正因为有了前者的成功，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广东省政府邀请傅高义来到广州继续做研究，希望借傅高义的妙笔，向美国人宣传中国的改革成果。傅高义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在广州走访调查了70多个县，并最终于1989年写出《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在这本书里，傅高义主要介绍了广州的改革模式以及改革动力，并对未来中国的改革做了预测及分析。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化解当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敌视态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部书的写作，为他后来写作《邓小平时代》奠定了重要的人脉和资料基础。

接下来，傅高义继续开拓他的研究版图，又先后撰写了《亚洲四小龙：东亚现代化的扩展》（1991），并与韩国高丽大学金炳周合作主编了《朴正熙时代》（2013）。值得一提的是，“亚洲四小龙”的说法虽然形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但只是在傅高义使用之后，这一概念才成为讨论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典范用语。1995年夏天，傅高义以65岁的年纪，再度担任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退休之后的傅高义，预见到未来中国将在东亚乃至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于是，他决定开始写作《邓小平时代》，通过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邓小平时代》完成之后，傅高义已经超过80岁高龄。但他仍然没有停下脚步，当他有感于中日之间因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剑拔弩张，美国某些政客叫嚣中国崛起是东亚乃至全球的威胁时，傅高义写作了《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希望通过追溯两国不断交流、互相学习的历史，弥合现实的创伤，让中日双方成为彼此尊重的伙伴，同时向西方传达出中国人天性中的善意。当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美国和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时候，傅高义与近百名美国前高官学者发表联合公开信，呼吁美中应共同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性?；?/p>

追溯傅高义的一生，我们能够看到，正是他所带来的珍贵的“他者”眼光，尤其是对中日两国社会的全面调查和研究，才能让他的著作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没有随着时间而湮没。